当经济变化抢占头条时，亚洲人口结构的变化至少同样深刻。近期一篇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森与联邦储备银行的马修·希金斯合著的文章中指出，这种人口奇迹基本上可能完全解释经济奇迹。一篇由夏威夷大学的安德鲁·曼森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纳德·李、蒂莫西·米勒合著的文章支持这一观点。各方经济学家都在争论，在正确的控制下，人口改变的间接结果能否刺激亚洲经济增长直至下个世纪。
当国家变得富强时，它们都将经历一个“人口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发展迅速的医疗条件和高生育率将造成人口迅速的增长。30年前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是这种情况。然而最终，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速放缓。这导致了人口结构概况由金字塔形（婴幼儿很多而老人很少）转变为中式灯笼形（最年轻的和最老的人很少而居中的人很多）。对于经济而言，中年人多是好事。它意味着大多数人口都处于适合工作的年龄段，并且“抚养比例”很低。
在西方，人口过渡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在东南亚，它只持续了短短一代人。例如1965年，泰国女性平均拥有6个孩子，而现在只有不到三个。非常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然后是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南韩和印尼。同时，这些国家有着最强劲的经济发展速度。
而这不是巧合。在威廉姆森早期的著作中，他估计每人每年仅靠人口年龄结构调整这一点，就能提供1.5%的GDP增长。但并不能仅仅因为高增长率就把这一部分作为区域典型。经济增长同样受到了高
涨的存款和投资的刺激。而这部分增长是否令人惊喜的受到人口的影响，也是各方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东南亚的少儿抚养负担处于高峰，那里的存款率很低。只有等抚养负担率降低时，存款率才升高。
马萨·威廉姆森和希金斯认为，人口同样可以说明那里的本土和外来资本投资模式。他们认为少儿抚养负担降低后，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能存储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结果是，他们希望亚洲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可以由资本进口国转变为资本出口国。
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那就说明南亚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最终可以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大多数南亚国家还处于人口过渡期当中，有些还没有开始。当前，它们将有较高的少儿抚养负担并大量依赖外来资本。然而，这些国家希望在新世纪头三十年中，它们的少儿抚养负担率能迅速下降。如果两位作者正确，这些国家同样也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但这些分析带来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快速的人口过渡期是否足以确保在此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发展？二是如果居多的中间人口老龄化，导致老人抚养负担增加了怎么办？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也许是“不”。双方作者都认为，抚养负担率下降就像一个巨形生日礼物—它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错误的经济政策下无用。进一步来说，相关性并不是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现在的亚洲四小龙明确的实施降低人口生育率政策，经济的发展同样可能刺激生育率下降，而不是反刺激。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晰。对大部分亚洲国家而言，退休高峰还远未到来，而人口对经济的推动可以再持续30年。但对于日本这个第一个经历完人口过渡的国家来说，退休高峰确实需要注意，因为日本将于2014年左右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
而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居多的工作年龄段人口而言，增长率几乎会放缓至更加西方化的水平，反映出大量的劳动力规模缩小，老人抚养负担增加和区域经济的成熟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减少资本输出。相反，马萨·威廉姆森和希金斯认为—虽然随着人口老龄化，存款率降低，本土投资率会降低更快，可能事实上致使资本出口所占比重增加。而这将使四小龙长期保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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