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巴达教育

希腊文化是古代世界所有民族文化中，最能鲜明地反映西方精神的文化，它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希腊的文化理想和教育实践可以说是现今欧洲教育的基石。所以，要了解世界教育，研究希腊文化教育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古代希腊有众多群体，斯巴达是这众多群体中最能反映希腊文化的代表之一，而斯巴达的教育也是反映希腊教育的典型代表之一。因此，本文将较全面地论述斯巴达教育。

斯巴达处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区。其国家是在多利人侵入拉哥尼亚平原和征服原居民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由于自然的屏障而与希腊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斯巴达人在欧洛拖斯河的右岸建立自己的兵营。斯巴达的全部居民划分为三个集团：斯巴达公民,珀里俄科（边区居民）、希洛人。其中斯巴达公民是统治阶层，约计一万人；居少数的边区居民是自由民，但不具有斯巴达公民权；人数众多的希洛人则是奴隶。斯巴达的国家政体是贵族寡头政治，国家以两个世袭的权力相等的国王为首，另设“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等权力机构。国王名义上是国家首脑，但其权力受到“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只是表决机关。监察官一年一任，从贵族中选出，其权利很大，有处理国王，长老和公民之权。监察官制度，在斯巴达历史上一直被沿用，所以政权始终操纵在保守的寡头贵族手里。 斯巴达的一切制度和一切生活，都带行独特而浓厚的军事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与美塞尼亚人进行战争的结果。征服了拉哥尼亚平原之后，斯巴达人在公元前八世纪征服了美塞尼亚，从而夺得了和拉哥尼亚平原一样富饶的美塞尼亚平原。二三个世纪内，斯巴达人沉溺于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所以，特尔斐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敢战士同列为希腊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雅典的抒情诗人，利底亚的合唱诗人、来兹波斯岛的七弦琴发明者都来到斯巴达，似乎斯巴达是个诗歌的王国。所有这一切都和当时希腊先进的文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一致。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繁荣”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公元前六百四十年，美塞尼亚发生了规模壮阔的运动，斯巴达人用全力来扑灭这次。这次所谓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历时二十多年。长期残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关塞尼亚再度被征服。这一次战争使斯巴达大提高了警惕性，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者所建立的秩序，斯巴达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时刻防止奴隶造反的恐惧心理，使他们保守，使他们顽固不化地反对变革，对注定衰亡的那套制度没有任何革新的建树。他们还认为一切艺术文化会松驰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不要艺术文化了．他们的地方偏狭性也可归因于此。瞻念前途，他们担心会把危险的思绪带到国内，因而断了出外旅行的念头，也禁止与外界进行贸易交往。他们还认为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军营生活，于是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维持公民阶级对人口众多的农奴绝对至尊无上的必要性，就要求铁的纪律和严格的个人服从。因此斯巴达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贯穿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因而，斯巴达变成了保守和军营式的城邦，而这又造成了斯巴达文化的极端落后性。

斯巴达人的制度和习俗与传说中的斯巴达的立法者贤哲来库古（Lycursus）的名字分不开。来库古的活动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来库古的公约奠定了斯巴达国家的基础。 （一）来库古的立法精神

他要求人人成为城邦的公民。只有群体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意志，只有城邦的利益，没有个人的利益。据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普罗塔克所言：“来库古训练人民不希望独自生活，也不能独自生活，象蜜蜂一般，他们跟随在蜂王之后为公共利益而献身”。他排斥任何发展个性的生活方式。据普罗塔克说，来库古对家庭怀有极度的不信任并千方百计其影响，他认为家庭是助长个人兴趣，造成财富不均，培养生活淫荡的场所；家庭生活强调自身利益，会削弱公共契约以致危及群体的安全；家庭的功能应被减小到最低限度，并且对每一个斯巴达男孩来说，任何一个男子都是他的父亲和教师。他规定男人不许住在家里。任何人一出生，只要他身体强壮而被收养，那么他就不为父母私有，而属于城邦国家。决定初生婴儿是否被收养之权，不属于父母，而属于国家长老．男孩长大后，住宿国家军营，他们一生大部分

时间服务于城邦，以城邦为念，服从最严格的纪律，俨然一部精致构成的大机器中虹小轮齿。亚里士多德说：“有一点，斯巴选人应享最高荣誉．他们尽力教导子女把注意焦点放在为国服务上”。普罗塔克说：“……他们的教育就在于教导人民服从命令，忍受痛苦，习于战斗及征服他人”。

此外，来库古要求人民勇敢而善战，不怕个人牺牲，具有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在武器运用中表现英勇，在战场上坚忍不拔，成为英勇而善战的军人。

遵照来库古的精神，人人为城邦着想。人人英勇善战，那么城邦可固、田园可保。据说当时斯巴达没有修筑城墙。当筑墙围城的建议提出时，来库古说：“这座城市的人墙已够巩固，不必修砖墙了”。 斯巴达的爱国，服从及以作战为目的观念，深深印刻在每个公民的身上。斯巴达的教育就是军事教育．

（二）斯巴达教育

在斯巴达，教育是为斯巴达公民所独享的。斯巴达的公民不必自谋生计，由他们的奴隶希洛人为其耕种土地供养他们。他们也不从事任何职业，既不经商，也不交易．所以他们有充足的闲暇时间从事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两个相关联的事业：战争的艺术和战士——公民的训练。

斯巴达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受过完备训练的战士——公民。这种战士——公民既具有军事才能又具有勇敢、坚忍、顺从和爱民的品质。斯巴达国家极力灌输效忠国家的战士意识。在斯巴达，国家完全控制对儿童。青年的训练。

斯巴达式的训练从新生儿开始。新生儿要在葡萄酒中洗浴。据说这种洗浴能祛除软弱增强健康。因儿童是国家的财富，新生儿要立即被送给长老检查，若长老认为不宜让其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或死于山上或意外地被一位农奴或边区居民救回抚养。但是被从死亡山谷救出的婴儿不能进入斯巴达公民圈。强健的可能长成为良好的战士的婴儿才允许养育成人。健壮的婴儿被带回家，由其母亲抚养。斯巴达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位国家的保姆。她们以抚养孩子的能力而著称。她们教诲孩子不任性、不顽皮、不高声叫喊。所以从最早的婴幼儿期开始，孩子们便被教会无怨无忧地忍受饥饿和痛苦。而当男孩一旦脱去了乳臭，他便被其父带到“法伊迪塔”（·Pheidita）或男人聚会的场所。孩子们坐在其父身边，还可在地板上玩耍，并可相互开玩笑。他们还观察成年男子们严格而简单的生活，听男人们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精练而高尚的谈话。在这里男孩们受到了斯巴达生活方式的最初步训练．这种“Pheidita”是成年男子集体用膳的地方。大约五十人组成一个这样的俱乐部（Club）。每个男子成员每月都要交纳一定量的食物以为伙伴们共餐之用，这种共餐叫做“俭朴餐”（Pheiditi0n）。如果一个斯巴达男子太穷而不能向他的俱乐部纳贡，那么他就失去了做公民的权利。因此，他的孩子就不能接受斯巴达系统教育。但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纳贡是就参加俱乐部的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年男子而言的。斯巴达父亲的义务之一是全力支持他儿子接受系统的教育训练。

一般来说，斯巴达“学校”仅仅为贵族（“Peers”）的儿子服务。这种“Peers”能为其子付出以货代钱的认缴额以及伙食物．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男孩也可接受教育。这一定数量的男孩是指陪伴捐助人儿子上学的“学校伴读者”（theschoolcompanions>一个富裕的斯巴达人通常要选择另外一些男孩和他儿子一起受教育，同时为这些男孩付出费用。这种“学校伴读者”的数量取决于他们的捐助人提供的以货代钱的贡献物的数量。因此，“学校伴读者”能进入斯巴达学校。但他们长大时，不会成为斯巴达公民。除非他们显露其特长，斯巴达国家才给予其公民权。

那么这些“学校伴读者”来自什么阶层？他们或是外地人或是最主要的斯巴达人的贵宾朋友的儿子们或是到拉哥尼亚避难移居者的儿子们。这些外地男孩都被统称为“受抚养的儿童”

（Foster—Children）如果这些“受抚养的儿童”长大时留在斯巴达，那么他们没有公民权。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斯巴达作为一个教育中心是先于雅典的，来自外地城市的一些男孩都到此接受斯巴达的教育。

更为常见的是斯巴达父母选择希洛人（Helots）作为他们儿子的学校伴读。希洛人作为“学校伴读者”被称为“莫撒克”（Mothay）。但是这种“莫撒克”结束学校生活时，他们仍没有公民权，仍继续处于奴隶的地位，除非他们显露了特长。

另外优良的珀里俄科（Perioikoi）人或非法的私生子也可以接受斯巴达“公共学校”的教育。但是这两者都不叫“受抚养的儿童”。’

在斯巴达最盛的历史时期，这些额外的学生即“受抚养的儿童”、“莫撒克”，非法的私生子、优良的珀里俄科人中没有一个人在长大时被授予公民权。在以后的年代里，也许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成了斯巴达公民。这种情况仅在斯巴达衰落、人口减少的年代里出现。但是任何在国家艰苦的教疗山前退缩的斯巴达男孩都将失去公民身份，被剥夺公民权利。

斯巴达男孩随其父到“法伊迪塔”’（Pheidita）至七岁为止。七岁时，男孩们离开家庭，被系统地组织进入“寄膳宿学校”即“Packs”和“divisiOns”或“agelai”。前两者都是“连队”（ilai），通常由六十四个男孩组成一个“连队”。关于“寄膳宿学校”（agelai）容纳的数目不得而知。在寄膳宿学校的“组织”（Pack）：中，男孩是抢掠者和初学战士。建立这样的训练组织的目的在于培养他们的平等、同志感情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孩子们吃住在一起，游玩在一起，生活极其俭朴，他们睡在于草捆上，赤足行走，无论冬夏天都仅穿一件外衣，头发剪的很短，以强化他们的头颅适应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男孩们没有涂身的油膏或奢侈的温泉浴场，只有欧洛托撕河（Eurotas）可供游泳。他们都处于“儿童督导”（Paidonomus）或“男孩监督人”（SuperintendentOftheboys）的控制之下。这些人都是有公民地位、有名声的人，是国家从重要的中选拔出来指导儿童、少年训练的官吏（一年选拔一次）。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召集男孩们，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手下还有大量的助手，这些助手发挥更直接的管理、监督作用。这种助手有一个不吉的名称叫鞭打者（Floggers）。另外，斯巴达的任何公民都可在“儿童督导”不在场的情况下，命令孩子们按其意愿行事，并可因他们犯有错误而惩罚他们。在寄膳宿学校的每个“组织”（Pack）中，最聪明、最富有勇气的男孩成为管理本“组织”（Pack）的负责维持纪律者，被称为“小队长”（Herd--leader），其他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并忍受他的惩罚。寄膳宿学校的每一个“组织”（Pack）还被指派一个管理者，其年龄刚过二十岁，是一个在勇气和道德上具有声望之人；他被称为“队长’（Eiren）。队长教导儿童，是在城邦长老监视下进行的。队长训导男孩练习战斗，并把他们当作家奴使用。“队长”还教授道德知识。当“Eircn吃完晚餐后，他命令其中一男孩唱歌，并向另一个男孩发问。这些问题都是费思索的。如‘谁是最好的成人’？这种个别性的问题比泛泛的问题如‘什么是美德’或‘一个好公民是什么样的?’更具有激励作用。回答还得附以简短的说明，答错者就以打手作惩罚。此时长老只看不作声。但如果Eiren太严厉或太仁慈了，他会在事后给予严厉的斥责”。至此，我们发现了斯巴达训练系统这样的特点：斯巴达年长男孩的责任感和权力的运用常因成人的干涉而受妨碍，成人们使拉哥尼亚的学校更象法国公立中等学校，而不象英国公学，在英国公学中年长的男孩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运用权力的习惯。另外，在斯巴达没有职业教师阶层。“队长”、“儿童督导”和长老都可自由地给予教育。

斯巴达的男孩一踏入国家校门，就要忍受艰苦的磨难训练。为忍受战士的严谨生活作准备。他们被教会忍耐，服从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意向。男孩们常常漫游于农村，锻炼身体，并“偷窃”食物以填饱肚子。这种有组织的“偷窃”是斯巴达教育的一个特征。斯巴达鼓励男孩们去“偷窃”。过了十二岁，孩子们便陆续到农村抢掠粮食。男孩们开始“偷窃”是有年龄规定的。可能是十岁或十一岁。可以“偷窃”的食物也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不可违犯。斯巴达国家的许多文件公布了公民的公用财产。任何人从乡村的房屋里“偷取”他所需的东西，甚至拆封以获取供应品，这种行为都是合法的。而这种制度培养出的人也并非不是诚实的。

在斯巴达，合法化的“偷窃”方式还具有一种有价值的教育目的。偷窃的技能．也就是侦察、布置埋伏、奇袭、抢掠的技能。而这些方面的良好训练对作战都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个未来战士所必须具备的，这正是斯巴达采用这种方式的目的所在。在斯巴达，如果一个男孩在偷窃时而被捉住了，那将是可怕的耻辱并要受到鞭打。鞭打的原因在于处分行窃者不谨慎、技术笨拙或行动缓慢．所以人人在偷窃时，最忌被人发觉，即使牺牲了生命，也极力隐瞒躲藏。普鲁塔克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子偷了一只狐狸，把它藏在长袍里，并且任凭这畜牲用牙和爪抓出他的肠子而不愿被人当场抓住。

男孩们的这些抢掠探险活动还为一种类似于“秘密服务”的职责作准备。十八岁时，斯巴达的青年

要参加这种“秘密服务”。这种刚成年的青年队伍被长期派遣到拉哥尼亚不同的地区。在这期间，他们潜伏于森林中．睡在地上。当他们或他们的首领认为情况适宜时，他们就突袭希洛人，希洛人中最强悍的最危险的分子。然后再隐藏起来。民选长官每年一度宣布对希洛人进行“神圣战争”以使这种方式的合法化。

在抢掠探险活动和“秘密服务”方面，斯巴达人显示出对男孩天性的重视和对军事训练方法的密切注意。现代人都知道一般的男孩身上都有许多原始的自然人的特性，易于成为放纵、无法无天的人。所以，现在的许多学校为了使儿童身上的这种自然人的特性向好的方面发展，便常常组织儿童野营活动。而在古代的希腊人中，斯巴达人早已完全承认这种天性，并以探险活动和“秘密服务”的方式来满足这种天性的需要。所以说，必须设置使儿童、青年的本能得以发泄的方式，否则，压抑天性本能，会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教育。在野外探险活动中，斯巴达男孩不受长老监视，免受长辈约束，获得一定的白由，从而有利于培养个人性。

此外，男孩十八岁即为刚成年的青年还要参加一种新的“组织”（Pack）。这时他们已离开了寄膳学校的“组织”（Pack）。他们要向国家宣誓，以表痛恨国家敌人并立志参加新“组织”的忠心。这种新“组织”具有私人组织的倾向，就是说它们处于正式军事组织和刚刚离开的寄膳宿学校之间。…‘一个具有雄心的年轻的斯巴达人为这种新“组织”的首领。这个年轻的首领的父亲充当这种私人军事团体的监督者，他要训练出具有全才的人，并以此为荣。这种私人军事团体相互不断竞争，不论在体育馆里，狩猎远征中，还是在对敌作战中，都要尽量发挥它们自身的优势。对斯巴达人而言，他们热切地期待这些特殊比赛时机，以表露他们的勇气、耐力和对国家的忠心。他们希望他们的名声能留芳百世。 在斯巴达，所有不同年龄的人习以为常的事是狩猎。他们认为四下远征狩猎足最好的训练方式，孩子们可直接了解祖国的地理．同时在危险的条件下培养坚定的性格和勇气，以及追踪野性动物的技能和智巧。

在斯巴达，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被鼓励去战斗。战斗是一项热门的训练项目．这种战斗是一种有组织的战斗，类似于现在学校的球赛。战斗赛场有许多排矮树，四周环以溪流，两道有桥梁供出入。战斗双方于战斗前夜举行祭祀仪式，两队进入赛场要先抽签。胜方就选择有利的桥梁进入场地，无疑要根据太阳和风向来选择，然后双方开始格斗，以双手，脚踢、嘴咬等为进攻手段，甚至用力相互将对方的眼睛挖出，或将敌手推入水中。

鞭打在斯巴达是非常普通之事。它是培养忍耐力的一种方式。我们已知道，在寄膳宿学校的“组织”（Pack）中，鞭打者是由国家任命的；同时每一位成年男人一旦抓住孩子们逾越任何规范的行为，都可以实施这种惩罚。但是，“假如一个孩子告诉他父亲，他曾经被别人父亲鞭打，这个孩子父亲一听之后，如果不也打他一顿，则是不名誉的”。鞭打的极致，是每年一度藉敬神为名在神坛（ArtemisOrthia）举行的对刚成年的青年的鞭打比赛。参赛者是自愿参加的。这种鞭打制度一直延续至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时代。自愿参赛者颇不乏人，赛前，参赛者就在家乡进行练习。比赛时，参赛者躯体覆于神坛上，女祭司临场监视，她手持女神塑像，有时举高、有时放低，以指示鞭笞者该加强或减弱。假如鞭笞者因看到参赛者太俊秀或有点名望，而不忍心下手，那么手执女神塑像的女祭司则会显示不满意的迹象。竞赛者经常被鞭打至死，但他们以流血为荣，以流泪为耻。因而，从不呻吟。能经受住鞭笞的人被称为“神坛胜利者”（Altar一—Victor），碑铭上记录这种胜利。

斯巴达人还花许多时间于体育训练上．多利安人是最早从事系统的体育训练的希腊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垄断了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直至公元前五世纪初，斯巴达人在体育方面都居于希腊民族的前列。他们显著的成功为其他希腊民族提供了系统的身体训练的经验。但是，当其他民族仿效他们时，斯巴达入的优势即刻丧失了。斯巴达人在身体训练中，既不注重男性美，也不注重全面和谐发展。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军事效能。有益于这一目的的体育运动就提倡，否则一律排斥。奔跑、跳跃、投掷铁饼和标、射箭、角力都是常见的练习。拳击和角力加拳击运动在斯巴达是被禁止的。可能因这些活动只发展了一些专门的肌肉，而不利于军事效能的目的。但对于并非科学的角力训练却允许。斯巴达的角力依赖于力量和运动，而非专门的技能。斯巴达人谴责职业化的体育运动并且从不使用职业教员。

所以，职业拳击的教学以及其它职业化的体育运动教学在斯巴达都是被禁止的．斯巴达的体操练习是在长老的密切监视下进行的。每个体育馆中，在长老的监视下，每个人都必须进行充足的练习。同时，长老还要防止他们成为自负的人．男孩的体力状况每十天由民选长官（Ephors）负责检查。刚成年的男子的竞赛活动由一个专门的理事会（Bidiaioi）负责管理。除以上练习外，斯巴达男孩还要接受骑马训练，以便在瓦基索斯（Huakinthos）的庆祝活动中骑马列队进行。他们还要学会游泳每天在欧罗塔河中进行跳水练习。亚里士多德曾说，整个斯巴达的训练使男孩变成了“野性之人·（Beast—like），但要承认它没有培养出片面化的运动员。当时，专业化的运动员在希腊是常见的。他们仅仅依赖于各种竞技，由于过分专业化，因而导致他们不适于做任何别的事情。

所有这些形式的训练都是严格的，并或多或少是痛苦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漫长的考验耐心、自制和忍受困难的训练期。受过这些训练的斯巴达人循规蹈矩，并表现在日常的行为上，如走路时，双手垂于衣袍下，保持沉默，不左倾右盼，双目直视前面。然而，相反，斯巴达人的天性本能强烈要求这些极其艰苦的训练。竞赛和高度的荣誉感激发出他们忍受苦难的精神和热情。

斯巴达男孩通过以上各方面训练，在年满二十岁时，为战士-----公民身份作准备的预备期结束了。这时，青年人在正规的军事组织中占据了一席地位，已成为公民，但没有发言权，要保持沉默。他们要开往边境驻扎，直到在服役十年，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也就是说，直到年满三十，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成为一个正式合格的军人。’，’

从上可知，斯巴达的教育几乎完全是体力的。缺乏智力教育是斯巴达文化教育的一大缺陷。斯巴达人对文字不感兴趣，既不教阅读也不教写作。但这些基本的技艺并没有完全禁止，以致有人私下里学会了它们。斯巴达人的成文法极少；他们所记忆的是谱成曲调的法律，它们与商业或帐日毫不相干，所以他们极少有人知道如何计算。智者希比亚（Hippias）曾说，斯巴达人都喜欢听的是男人和英雄的宗谱、城市的建立和一般的考古学。除了国家法律被谱成乐曲外，还有称赞牺牲的英雄和嘲笑胆怯者的歌曲。这些歌曲句法明白简单，宗旨严肃。其中有许多是战争进行曲，用以鼓舞士兵的勇气。但斯巴达从不允许有戏剧存在。他们还认为记忆是最重要的，写作会削弱记忆。

在希腊世界的其它地区被热烈研究的修辞学，在斯巴达却遭到了冷遇，被完全禁止。一个青年若在外学会了它，那么归来之后要受到民选长官的惩罚。斯巴达人反对修辞学是由于他们天生地厌恶多嘴多舌。他们的格言即沉默是金。所以斯巴达人通常都学会保持沉默。事实上，他们非常注意训练儿童简洁而精辟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们讲话简捷扼要，因为他们认为浪费一个词都是错误的。柏拉图曾说：“当你同一位普通的斯巴达人交谈时，开始，他看起来象是位傻子，但突然，在紧要之点，他会说出简单扼要的话”。斯巴达入对诗歌的关注部分地缓和了他们智力生活的极度贫困，除了前文所讲的他们诵唱法律、战歌外，他们还死记硬背荷马的诗篇，并认为他是最好的诗人。

在整个希腊世界，音乐、诗歌和舞蹈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斯巴达也不例外。斯巴达人非常爱好舞蹈。但必须记住，他们常称作的舞蹈就是现代人所称的操练，也即有助于备战的舞蹈。因为在斯巴达，战争几乎就是一种舞蹈形式。他们进行战斗时，要配以笛子伴奏曲并戴着花冠，穿着红色门外衣。伴奏曲是战争进行曲。斯巴达的舞蹈有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军事体操类型。每天刚成年的男子排成队列，进行军事操练，并轮流做舞蹈造形。同时吹笛人吹笛并用脚打节拍以配合他们。其次是战争----舞蹈（War--dance），它模仿战斗的所有动作，并配以音乐伴奏。每个斯巴达男孩一满五岁时就开始练习。从脚步来看，这种舞蹈的动作速度很快。还有一种角力一一舞蹈（Wrestlin—dance），也配以笛子伴奏曲．此外，还有其它许多种舞蹈，其中有些场面，男孩和女孩同时参加。在一种被称作“连珠线’（theStringofBeads）的舞蹈中，一个男孩先跳一些军事舞步，然后一个少女紧随其后，跳一些相应的步子，展示她的技艺。如此反复，好似念珠串在线上一样，事实上，歌舞是斯巴教育中的正规部分。 音乐可以说是斯巴达人进行道德培养和战士一一公民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斯巴达入的音乐旋律简单，曲调与歌词融为一体。歌调朴素，不文饰，但内容却是庄严．奋励的。斯巴达人以音乐强化人们的道德情感。长老们认为唯有庄严的多利安音乐能培养勇敢、服从、遵守法律、自制等品质，他们还认为音乐基调的变化将动摇国家和的道德基础，和着长笛声的曲调，斯巴达人唱着进行曲坚定地走向战

场，他们会感到神明与他们同在。在斯巴达人看来，年轻人被教会诵唱国家法律和英雄赞歌，是最富教育意义之事。他们认为英雄赞歌表现了高昂慷慨为男儿气概，可激发年轻入竭力仿效老一辈英雄们去创建辉煌业绩的热情。

在斯巴达，还有一种“感悟心灵·（inspiration）的习俗。这是许多原始民族所共有的习俗。这种习俗就是：每位年长者从男孩或青年中选择一位加以特别的培养。这位年长者便被称作“感悟者”（inspirer），而这男孩或青年便被称作“听者”（hearer）。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被什么人认作值得栽培的话，则是很丢脸的。而一个成人如果没有门徒将被斥责为忽视了重要的公民义务。“感悟者”对于他们徒弟的行为负有责任。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培养青年人高尚的志气、英雄主义和尊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年男子观察他们爱练习并记下其力量和灵巧的情况。在斯巴达，年轻人对年长者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超常的服从。尊老敬长是斯巴达青年最突出的表现。一位外来客看到斯巴达青年对老者虔诚的态度后，感慷地说：“只有在斯巴达变老，才是件快活事。”

斯巴达对女子教育也予以不少注意。妇女的教育被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责，因为妇女负有生育健康的孩子----祖国未来的捍卫者-----的使命。这是斯巴达女子的首要职责。斯巴达女子的第二职责是通过言行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妻子们和母亲们不必参与真正的战斗，但是她们要用道德力量和坚定的爱国之心支持当兵的丈夫和儿子并鼓励他们为国家献出自己最后的热诚。一个斯巴达母亲能不流泪地劝告其子，奔赴边界和战场，不战胜归来便应马革裹尸，不成功便成仁。

为履行以上职责，斯巴达女子在出嫁前所受的训练和男子没有差别。斯巴达女孩身着两边开叉的短外衣，除了在家中吃住，则过户外生活。她们被组成队伍接受训练。她们参加力量和速度的竞技活动并接受音乐训练。她们的运动项目有角力、跑步、游泳，掷铁饼、投标和玩球等。她们身体暴露于阳光下、尘土中，在她们自己的体育运动场地上锻炼。舞蹈是最受欢迎的项目，而合唱则为她们的教育增添了乐趣。她们在节日里列队前进，并在年轻男子面前载歌载舞，赞扬她们中勇敢者，嘲弄胆怯者。在一种舞蹈练习中，她们与青年男子共舞。姑娘们随意地与男孩或青年男子交往，而不受阻碍，甚至有时还和男子角力。而婚后，妇女们必须戴上面纱，留守在家中，再也不必进行体育锻炼了。

以上所有户外训练的结果是妇女体力的大大完善。姑娘们把自己健康优美的体魄归因于她们的体育训练和充满活力的舞蹈。然而，作为料理家务的家庭主妇，她们并不尽职．她们不纺不织，不制衣服。立法者来库古认为奴隶们干这些事最合适。他们的服装式样平淡，缺少变化。妇女们也缺乏女性的温驯与柔情。实际上，母爱已被摧毁了，当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在卫国战斗中光荣阵亡后，她们毫不流泪，而献祭庙宇的神灵，感谢神灵。有一个母亲因她的儿子胆怯地从战场逃回，便亲手杀死了她的儿子。因为在斯巴达胆小者被歧视，胆小者无用，被人嘲笑。 （三）斯巴达教育的成功与不足

斯巴达的教育体系，就最切近的目标而言，它是非常成功的。儿个世纪里，公民们都是富于服从、节俭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普鲁塔克说，他们象蜜蜂一样，只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渴望荣誉，行动中带有近乎疯狂的热情，除了他们的国家别无他念。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观念，对痛苦和艰辛无怨无忧地忍受，为整体生存不变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在许多希腊城邦丧失，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观念解体后很久，斯巴达人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许多年间。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即使置身于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这一切都要归因于斯巴达的全体公民教育。立法者来库古说，教育是“立法者最伟大最高贵的工作。”因此，全体城邦人民都全心全力关心教育活动。国家有意地、直接地管理教育，且有系统地训练全体公民，共同为城邦的目的而奋斗、而献身。这也是斯巴达教育的创举。

斯巴达人特别强调体育训练。从斯巴达人体格健壮这一点来看，他们的体育训练是有效的。斯巴达政体的信奉者色诺芬称赞斯巴达人是最健康的，也是最有用的。他说：“在整个希腊（Plataea）中，最健美的军人是斯巴达人”。色诺芬如此赞美斯巴达教育，因此他送他的两个儿子到斯巴达受教育。 斯巴达重视女子训练，与男子相同。这是教育史上划时代的措施。柏拉图也因斯巴达的这种措施，极力提倡男女教育平等。

斯巴达教育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对儿童天性的重视。斯巴达以抢掠探险活动和“秘密服务”活动的方式满足儿童天性的需要，让他们有机会去“野”一下．今天学校组织的野营活动，或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斯巴达这方面的教育。

斯巴达教育既有它成功的一面，也有它失败的一面。从人类幸福的立场来衡量或按照它对未来的民主自由、个性创造的发展的来看，斯巴达教育是一场惨败。它拥有一切传统生活的局限。斯巴达人只能依法行事，一旦没有法律约束，他们就无所适从。正如教育家劳里埃（1aurie）所说：“如果斯巴达人呆在家里，那么他就象来库古所期望的那样——一庄重、严厉、勇敢、自制、勇于自我牺牲、坚忍、尊老敬长、效忠国家。但是，一旦斯巴达人离开了他所生活的体系，他就变成散漫的．放荡不羁的，成为一个被严加防范的贪婪之人。”他们也仅会遵令处理工作，指挥者不在身旁时，就不知所措。因此，斯巴达人单独作战时，就会表现得比他人差。在独居时，则根本不能生活。幸亏在斯巴达的社会中，单独作战的机会极少，独居的可能根本没有。他们只知在“法律”之下生活。然而，他们的来库古之法是一部彻底的作战法。其中除了教导人们如何为作战作准备之外，别无他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斯巴达立法之用意与企图应受非难的一面…乃是全部立法体系只在于培养城邦人民一种品德----善战而已----因为这种品质有利于扩张势力，因之斯巴达人在战争中是安全的。但当他们拥有帝国时，这种安全即破灭，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由和平所带来的闲暇时间。他们也不习惯于学习与战争有别或较优于战争的学科。”也就是说，当斯巴达人通过武力成为希腊的霸主时，由于缺乏和平经营的教化和政治才能，而对如何领导和进步为力，它只知道尽力抓住有利时机掠夺其他城邦，认为这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更新的目标可夺取．忽视对文学、艺术及哲学等的研究，对更高级的文化没有任何卓越的贡献。这种军事化的文明造成思想家枯萎，而使军人职务光辉灿烂。斯巴达在战时繁荣，而在和平的阳光中衰落。

斯巴达人由于心胸狭窄，固执保守，只重视训练国民身体，而忽略了国民的心智教化。所以斯巴达的国民暴露了想象力的缺乏。因此，斯巴达人作战只限于熟练的战术而已，一遇新情况，即无法应付，他们曾拥有过二个世纪锐不可挡的优势。但公元前四世纪时，斯巴达屡败于忒拜（Thebes）的名将埃帕梅农达斯（Epaminondas）之手，因为埃帕梅农达斯使用了斯巴达人未曾训练过的战术，出奇制胜，击败斯巴达。

斯巴达的“寄膳宿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虽为后世所模仿，如英国的公学。但是，斯巴达的这种学校的团体生活，抹杀了儿童的个性，而过分使种族的特性呈现于他们身上。同时这种学校忽略责任感方面的教育。斯巴达人极少让孩子在没有成人干预之下随便行动。成人还往往代替“寄膳宿学校”中负责维持纪律的年长男孩行使权威。即使被视为稍有自由度的“偷窃”活动也是事先由成人组织好的。只是在“偷窃”活动进行中男孩稍获自由。而在这一点上，英国公学与之不同。英国公学虽然也象斯巴达的“寄膳宿学校”一样，要求孩子过团体生活，教导他们服从与勇敢，但是英国公学年长的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有使唤权，很重视责任感方面的教育。斯巴达人由于没受责任感方面的训练，被派遣去管理城市或指挥时，往往可耻地失败了。斯巴达的这种教育方式明显地暴露了不足之处。

由于斯巴达人所受的训练完全属于军事性质，此外，他们就不具备其它才德了．因而当其他城邦人也开始注意作战训练时，他们拥有的唯我独尊的局面即告消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从史实看来，即以拉哥尼亚（斯巴达）而论，在从前他们是。惟一勤于严格训练而恪守纪律的城邦，只有在那时期，他们才较他族为强；现在他们对于运动竞赛和战场决斗两都失败了。他们过去的优势并不在他们训练的方法有什么特长．仅仅因为他们的对手当初对于少年完全没有训练，所以他们得独擅于往昔．……躯策少年’从事野蛮的活动，而不给予确属必要的训练，他们就一定趋于鄙陋。只要他们培养成一种仅有的品德，以便将来给政治家的措施或决策服役，史实已经证明，他们随后所能发挥的本领实际上远不及曾经受过多方面训练的青年。我们现在无须称道斯巴达人过去的伟业，应该以当前的情况衡量他们的训练工作。过去，他们没有敌手。如今斯巴达式训练就得和其它教育规程较量短长了。

总之，斯巴达教育的内在奥秘基本上在于它的团体精神（espritdecorps）。这种团体精神即个人对国家的服从，个体意志绝对服从国家的总体意志。从一方面而言，这种团体精神是成功的，它使全体斯

巴达公民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使整体保持不变，从另一方面而言，它失败了。这种团体精神：过分要求克己，从而个体意志与总体意志之间极少出现敌对现象，以致于斯巴达公民没有意识到个性的压抑，反而很可能以作为统治阶级身份的自豪感去补偿这种严格的纪律和对人性的压抑。这既是斯巴达公民的可悲之外，又是斯巴达教育最大的缺点。

斯巴达体系具有值得为后世所继承的东西，那就是它的爱国精神和集体精神。但它也具有的一面，它是保守的，固步白封的，并站在新的文明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