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经验借鉴

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 1940 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 家。其后，在快速工业化带动下，城市化进程加快，仅用了50 年的时间，就完成为了欧美国 家 100 年的城市化进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WDI ，2022)，在 1960 年，日本城市人口比 重就已经达到 63.3% ，1975 年跃升至 75.9% ，其后向来缓慢上升。本研究从城市人口增长、

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空间变化三个角度分析日本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经验借鉴。

图 1 1890-2000 年日本城市化率 一、日本城市化发展历程

1.1 城市化起步阶段(1868~1930 年)

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产业革命带动人口向城市会萃。

1868 年， 明治天皇迁都东京， 日本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改革， 提出“富 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目标。在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同时，增强军事力量 和培植资本主义经济，在 1868~1885 年间，在接收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军工厂和矿山的基础 上，引进英国等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聘用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设了一批兵工厂、 采矿场， 以及以生产纺织品、 水泥、 玻璃、 火柴为主的民用 “模范工厂”，开始了产业革命。 这一阶段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觅工作。 明治 22 年(1889 年)开始设立市制， 1890 年日本 城市人口约为 320 万， 占全国总人口的 7.8%；1920 年开展全国第一次国情调查时， 城市人 口约为 1000 多万，占总人口的 18%；在产业革命后期， 1920 年到 1930 年的 10 年间， 城市人口达到了 1544 万人， 占全国总人数的 24%，但当时绝大部份人仍生活在农村地区。 1.2 城市化停滞阶段(1931~1945 年)

这期间，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城市人口持续增加，但受“二战”影响，城市化进程受阻。 20 世纪 30 年代， 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 这个时期的日本城市人口继续增 加， 1931-1940 年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 1% ，1940 年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达 35%。 “二战”期间，大量城市居民为逃避轰炸而迁居农村， 1945 年日本城市化率降至 27.8% 。 1.3 城市化加速阶段(1946~1975 年)

这期间，在朝鲜战争、全球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日本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人 口加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都市会萃。

战后恢复期(1946-1955)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工业发展，经济获 得转机，城市人口又开始大量增加，城市化水平从 1945 年的 27.8%上升到 1955 年的 56.1% ， 上升了 28.3%，年均上升 2.83%。

加速发展期(1956-1975 年)。1956—1973 年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均 GDP

进入 3 000~10000 美元阶段； 1968 年，日本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长期保持 这一地位， 1968-2022 年)，城市化进入加速期。这期间农业劳动力平均转移量达到创纪录 的水平，每年转移42.9 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955 年的 56.1%跃升至 1975 年的 75.9%，成为 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在这 20 年间，日本城市化发展不仅是数量的提高，更主要是城市 经济结构的高度化带来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在这段时间， 日本的经济结构， 特殊是创造业实 现了从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的转换。到 1975 年，约有 76%的日本人居住在城市中。同 时，从空间分布来看， 日本的人口持续向东京、 大阪、 名古屋三大都市集中。 1965-1975 年， 三大都市的人口增加了 1500 万人，居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4.9%。 1.4 城市化稳定阶段(1976 年以后)

这期间，依托高技术产业发展，日本城市化进程以质的提升为主。

20 世纪 70 年代， 由于美元汇率制度变更，再加之 1973 年、1979 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 日本经济增速减缓， 日本的城市化也进入稳定阶段。一方面， 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开始 迁离大都市，搬到农村甚至将工厂迁到亚洲、北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由于“大 城市病”问题日渐突出， 再加之农村地区的低廉房价和优美环境， 又浮现人口从大都市向外 迁移的“逆城市化”现象。于是这段时期的日本城市人口增长变得十分缓慢， 1996 年日本 城市化水平为 78%，仅比 20 年前高出 2 个百分点。 二、日本城市化特点

2.1 政府主导作用较强，自上而下型城市化

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过程中， 日本政府以推动立法、 制定土地开辟规划和出台相关产业政策 等方式引导甚至主导城市化发展方向。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国土开辟纲要； 1950 年颁布的《国土综合开辟法》明确提出“以国土自然条件为基础，综合制定经济、社 会、文化等相关政策， 谋求国土综合利用、 开辟和保护以及产业布局的合理化”；随后， 1953 年出台了《特定区域综合开辟规划》；并且自 1962 年始，先后六次制定《全国综合开辟计划》， 对国土的可持续开辟与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 乃至国土利用的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等进行了 详细的规划。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讲， 日本的城市化及城市产业发展都是在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规划指 导下进行的。日本的这一特色明显区别于美国、欧洲等国家， 而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有一定共性。从表面看， 同我国发展也有一定相似度，但应当指出，日本总体上是在尊重市 场行为主体和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以政府的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当前我国最大的 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还没有很清晰的界定， 由此导致城市化进程中， 既存在政府过度干 预又存在政府缺位的问题。

2.2 产业与人口会萃协同发展，产业带动型城市化

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城市化起步阶段)，日本就以“产业革命”带动人口向城市会萃，一些 诸如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已经非常有名。二战后(城市化加速阶段)，特殊是 1950-1960 年代，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工业特殊是重工业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大力支持 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大产业的发展； 60 年代日本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钢铁、 合成纤维、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造纸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20 世纪 70 年代(城市化成熟 阶段)，日本政府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幅增加科技投入，加 强重点领域科技研究，建立企业、大学、政府三位一体的“流动科研体制”，促进知识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如今，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已在日本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3 注重利用外资与先进技术，内力、外力结合型城市化

日本城市化不仅得益于自身努力， 外部因素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日本城市化加速推进 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环境也十分有利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外资及技术的引进加 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

尽管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本国资本为主外资为辅，但由于外资主要集中在电子、钢铁、 公路、铁路、机械、石油、化工和海运业等基础生产部门，这为推动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提 供了直接动力。 1950-1970 年日本共引进外资 126 亿美元，向国外借款 67 亿美元，此外还 有证券投资 59 亿美元，对日本经济的起飞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日本在购买国外先进技 术方面始终走在前列。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和改造国外技术，带动了日本技术革命，成为 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大动力。 2.4 高度集中的紧凑型城市化

在城市化过程中， 高度紧张的国土空间资源、 复杂的地形特征、 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 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历史， 促使日本的城市、 人口、 经济增长高度集中在东京附近的关东平 原、名古屋附近的浓尾平原和京都、大阪附近的畿内平原。东京、京阪神(京都、大阪、神 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约占日本国土面积的 20% ，2022 年人 口将近 7000 万，占日本总人口的 61%，同时集聚了日本工业企业和工业就业人数的 2/3 ， 工业产值的 3/4 和 80%的经济总量，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枢地带。

而东京又是日本人口、经济高度集中的典型代表。东京是全国最大的金融、工业、商业、政 治、文化中心。一是全国金融中心，全日本30%以上的银行总部、 50%销售额超过 100 亿日 元的大公司总部设在东京；二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创造业销售额占全国的1/4；三是全 国最大的商业中心，30 余万家大小商店，销售额占全国的 29.7%，批发销售额占全国的35.3% 。 四是全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东京作为首都，有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东京大学， 庆应大学 等几十所高等学府。 五是全国最大的交通中心。 东京湾港口群是国内最大的港口群体； 东京 和成田两大国际机场构成为了联系国内外的航空基地。 三、日本城市化过程中存在问题 3.1 过度集中导致“大城市病”问题突出

日本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产业过度向东京、 大阪、神户三大都市集中， 地价上涨、 住房紧张、 交通阻塞、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问题突出。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中，最难解决的是因人 口过分中而带来的城市住房紧张问题。 明治后， 大量农村人口短期集中涌入东京、 大阪等大 城市，结果人满为患，不少穷人只能居住在环境相当恶劣的贫民区。即使在经济腾飞的 20 世纪 60 年代，仍然有相当大一部份人生活在不良的住宅环境中。狭小的住房加之高昂的房 价迫使大批的市民搬到地价较便宜的效外居住，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大城市中本已很严重的 交通拥挤和道路阻塞问题。 除此之外， 城市垃圾也急剧增加， 城市“热岛”效应也愈发明显， 大城市尤其严重。

鉴于对高度集中城市化模式的反思，自 1970 年代中后期，东京大都市圈开始实施“多核分 散”发展的构想，努力将东京的部份城市功能分散到周的神奈川、千叶、群马、枥木诸县， 构建区域多极多圈层的城市化空间结构。 3.2 地价飙升引致“泡沫经济”

二战以后，日本地价经历了三次暴涨。一是 1960 年摆布以工业用地地价上涨为中心的地价 暴涨。 池田内阁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和促进工业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增加了对土地尤 其是工业用地需求。 1961 年全国城市地区中的工业地价上涨了 50%以上，受此带动，住宅 地价、商业地价也分别上涨了 60.1%及 61.9%。二是 1972-1973 年以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为中 心的地价暴涨。 1972 年在田中内阁“增加公共投资、放宽金融”方针的指导下，再加之快 速城市化时期涌入城市的 2000 万青壮劳动力对城市住房的巨大需求，导致以东京、大阪、 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住宅用地地价暴涨； 同时， 高速公路网修筑、 新干线扩充等引起 地方城市住宅地价也明显上涨；此外， 1971 年美国“保卫美元”紧急对策导致美元迅猛涌 入日本， 形成流动过剩， 加剧了日本地价飙升。 三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东京商业用地价 格上涨为中心的地价暴涨。 1982-1983 年东京市中心商业用地地价高涨，随后波及到周边地

带及市中心的住宅用地。 1986 年东京市区的商业地价陡升 76.2%、住宅地价陡升 76.8%，幅 度之大史无前例。

在 1955-1990 年的 35 年间， 日本消费物价指数仅增长了 4.5 倍(将 1955 年作为基准 l)，GNP 增长了近 50 倍，工资增长了近 20 倍，而同期全国城市的地价却增长了近 67 倍，超过了工 资增长水平的 3 倍以上。东京市区、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住宅用地 价格更是异常的暴涨，增长了近 210 倍。以 1989 年每平方米住宅用地价格为例：东京都世 田谷区是洛杉矶的 98 倍，悉尼的49 倍，伦敦、法兰克福的30 倍。 1989 年东京的土地价值 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均年收入购买住宅地的能力是：世田谷区为4.4 平方米，洛杉矶为 197 平方米，伦敦为 48 平方米。

地价飙升， 给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一是国家发展动力偏差， 一方面企业热 衷于“以地生财”，脱离本业，将大量资金投向不动产；劳动者也因得不到社会的公正回报 而消极怠工；二是高涨的住宅价格使居民住房艰难问题日益突出；三是大城市的高强度开辟， 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供应严重不足， 交通状况恶化， 城市生活型公害也十分严重； 四是 国家财富浮现质的恶化，1990 年日本 GNP 为 429 万亿日元，而土地资产就是它的 5 倍以上； 五是以土地为担保的金融机构借贷，在 90 年代初泡沫地价崩溃后，导致金融机构承受了严 重的打击。

3.3 工业公害、环境污染严重

在日本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 由于过于注重工业发展， 导致工业公害、 环境污染问题十分 严重。 早在明治初期，就发生过几起重大的矿山公害事件，如足尾铜山矿事件、日立矿山排 烟公害案和别子铜山的排烟公害事件等。 20 世纪 60 年代， 最有代表性的是熊本县水俣湾因 甲醇水银污染引起的 “水俣病”、新泻县阿贺野川流域的“新泻水俣病”、三重县四日市的硫 化物大气污染引起的“四日市哮喘病”、富川县神通川流域发生的镉污染引起的“疼痛病”。 除此之外， 化学污染、 光污染、 交通噪音、 废气污染、 城市生活垃圾等现象也很严重。 此外， 以小汽车交通为导向的城市规划也加剧了环境污染。日本大约是在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 期完成汽车普及，到 1992 年 7 月，日本各类汽车总量已达 6000 万台。 3.4 新城规划建设存在诸多缺陷

自 1956 年 (日本经济飞速发展、 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 以来， 在东京、 大阪等大城市周围， 住宅城市、工业城市、科学城等新城镇不断浮现。东京圈内48.6%的城市、大阪圈内 30%的 城市是 1956 年以来建设的。新城普通分担大城市的居住与工业职能，人口规模多在 15-30 万人摆布，有的已发展到 40 万以上。

但日本新城规划建设存在诸多缺陷。 一是新城区位选择缺乏科学论证。 如筑波科学城由于距 离东京过远，导致长期发展不足；二是新城功能不尽合理。“产”“城”分离现象严重，远距 离通勤问题突出， 大量人口在大都市与新城间钟摆式挪移。 在东京和大阪等大都市区， 大量 上班族和学生每天远行 30-50 公里去工作地点和学校， 一趟就要花 1-1.5 小时； 三是新城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新城建设中对人口与基础设施需求缺乏科学预测，给排水、道路交通、学 校等公共配套设施缺乏或者标准过低，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四、观点与结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 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抓手，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伴有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经历了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 1978-2022 年，城镇常住人口从 1.7 亿人增加到 7.3 亿人，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 53.7%， 年均提高 1.02 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 658 个，建制镇数量从 2173 个增加到 20223 个。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是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 平全面提升； 二是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 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 三是改变了我国

城市分布的空间结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 2.8%的国土面积 集聚了 18%的人口， 创造了 36%的国内生产总值， 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预国际经 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同时， 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经济总量 2022 年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 1978 年的 1.8%提高到 2022 年的 11.5%。尤 其是 2022 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2022-2022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20%。但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暗地里存 在着发展方式粗放、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产出、低附加值等诸多问题。 为此，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档期”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再加之全 球新的产业分工格局、新的竞争格局仍在重构，因此，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一方面要充分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但又要充分考虑我国情和新时代新背景，发挥“后发优势”，强化高新 技术产业对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支撑，高标准科学规划新城开辟建设，促进“产城融合”，注 重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日本

中国

1996 年-2022 年①

时期 全球

政治形势

1956 年-1975 年 朝鲜战争(1950-1953) 美苏冷战(1947-1991)

局部动荡，总体和平稳定

全球

开放情况

全球化深度发展阶段，全球贸易、全球产业转移十

全球贸易较为发达，日本主要

分活跃，但以技术和环保为特征的贸易壁垒也日益 发展外向型经济

严重

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以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信息技术革命；科学 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1996 年 121752.7 万人； 2022 年 135404 万人； 估计 2030 年人口峰值时期为 15000 万人摆布

以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工 全 球 产 业 发 展形势

业革命

1952 年 8580.8 万人 1975 年 11057.3 万人

总量

人口

1950 年 37.3% 城 市 化

1975 年 75.9% 率

人口密度 (人 1934 年 189 人/Km2 1975 年 292 人/Km2 /Km2)

1996 年 30.5%；2022 年 52.57%；

全部国土： 1993 年 125 人/Km2；2022 年 144 人/Km2

城市： 1993 年 9977 、2022 年 8831 人/Km2；

经 济总量 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发 展 1963 年为 575 美元； 1968 年为2022 年达到 300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水平

1968 年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 经 济 2022 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人 均

GDP

1000 美元； 1971 年达 2000 美 (2003 年超过 1000 美元， 2022 年升至 2000 美元。 元， 1973 年为 2964 美元② 抓住全球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 发展机遇，工业特别是重工业 向来处于优势地位

从 1000 美元跨越到 3000 美元仅仅用了5 年时间) 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向来处于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处 于上升趋势， 2022 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

国内 产业结构③

业，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转变为 “三、二、一”，进入服务业主导阶段

国土

新城作为缓解“大都市病”、推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空间结构

人口、产业高度集中于东京、

大阪、 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1955 年建立日本第一个新城大阪千

人口、产业高度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但我国国土空间更为广阔，且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推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里新城。东京圈内 48 .6%的城

形成合理的区域城镇群体系，更需要合理规划新城

市、大阪圈内 30% 的城市是

建设

1955 年以来建设的

综上所述，中国、日本城市化加速阶段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很大不同。 从国内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已经进入服务业主导发展阶段；再看国际，新一代信息 技术革命及其相关产业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构的核心变量。在这样 的发展背景下， 未来我国惟有把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作为会萃城市人口、 推动城镇化 发展的核心动力，才干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把握时代机遇，充分体现城镇化发展的

主要结论

注释：

①中国城市化加速阶段(1996 年-2022 年) 的确定： 根据国际经验， 城市化率超过 30%以后， 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 1996 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0.5%；《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2-2022 年)》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 60%以后进入稳定阶段。

②日本人均 GDP 水平从 1000 美元迅速上升至 3000 美元显然是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用美元 换算的人均 GDP 加以国际比较仅仅是一个大致参考数值。 日本从 1949 年以后向来执行日元 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1 美元=360 日元，这一偏低的汇率导致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 GDP 偏 低。直到 1971 年底十国财长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实行汇率自由化，日元汇率 上升到 1 美元兑换 308 日元，1973 年 2 月转为浮动汇率制。 以后日本按美元换算的人均 GDP 随汇率而迅速提高。

③ 人均 GDP1000-3000 美元阶段日本、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表 a 日本人均 GDP1000 美元-3000 美元先后产业结构(%)变化

年份 1960 年 1970 年 1973 年

第一产业 14.9 6.5 6.3

第二产业 36.6 49.6 49.3

第三产业 48.8 43.8 44.4

表 b 中国人均 GDP1000 美元-3000 美元先后产业结构(%)变化

年份 2003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第一产业 12.9 11.1 10.4 10.0

第二产业 46.3 48.0 46.3 43.9

第三产业 41.5 41.0 43.5 46.1

4.1 以人为本，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让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一是是改变我国过去“土地”和“投资”驱动 的城镇化模式， 将城市化发展转移到关注进城人口的就业和服务上来； 二是统筹协调， 综合

谋划，避免人材、资金、信息等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合理布局社会生产力，加快城镇群 发展； 三是要充分吸取日本过度重视工业发展而忽视市民生活环境教训， 在产业、 经济发展 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不走日本“先污染，后管理”的老路；四是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使全体居 民共享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成果。 4.2 创新驱动，提升城市化质量

审视国内， 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深度转型和城镇化加速发展并驾齐驱，再看全球，新产业、新 技术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蓬勃发展，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国家新竞争格局正在深度整 合和重构， 在此背景下， 惟有加快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推动以 产业结构高度化带动城镇化质量提升，才是我国抢占发展制高点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有效路径。 一是要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一方面要增大科技投入，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要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不断提升我国科 技进步水平。 二是要加强创新型企业集群的哺育与发展。创新型企业既是科技成果运用和再 创新的主体， 也是城市集聚人口就业的重要载体， 而集群式发展则是创新型企业最有效的发 展模式。 日本在城市化加速阶段， 特别注重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做 出了重要贡献。

4.3 统筹协调，科学规划新城建设

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自然、 人文和社会条件， 结合日本及世界其他国家新城开辟建设的经验 和教训，综合谋划，科学规划新城开辟建设。

一是科学定位新城主要职能。 城市功能是城市与其他地域关系的表达， 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 动力， 根据城市承担的主要职能可以分为科技城市、文化城市、旅游城市等。科学定位新城 职能是新城开辟建设成败的关键。

二是合理选择新城区位。 由于新城发展过程中与依托大都市的密切联系， 因此与最近大都市 的距离是新城建设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区位因素。 而发展现实也表明， 世界大都市圈城市发展 遵循着“城市职能圈层”分布规律，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都市圈新城职能圈层理论 与大都市距离 30 公里范围以内 30-50 公里 50-70 公里 70-200 公里

主要职能

全球影响力特色节点

专业性新城，科技、航空、娱乐、文化 远郊工业疏散、休闲度假 中心城市和专业化协作节点

图 2 北京、伦敦、巴黎和东京都市圈城市分布

三是推动“产城融合”。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在新城建设过程 中，注重以产促城， 以城引产，促进产业与城市协同发展， 破解我国目前新城发展过程中“产” “城”分离导致的“卧城”、“鬼城”迷局。

四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新城开 发建设过程中，必须根据人口、产业等发展情况，强化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 投人，保证进城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有效避免“城市病”的发生，提高城市的服务功能。 4.4 立足本地，充分体现区域特色

城市建设要立足地方资源禀赋条件，充分挖掘地方特色，避免“千城一面”。

在城市规划方面，立足地方的自然资源、历史风貌、建设现状等现实基础，挖掘地方特色， 无论在城市建造形态设计、 人文景观布局等， 还是交通规划、 水利规划等专项规划中都充分 体现出独有的特色，提倡形态多样性，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 漂亮城镇， 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城市管理方面，除制定严格的城市 管理法律法规外， 还要充分把握地方文化习俗， 将地方文化融入到管理体制机制中， 设计一 套公平公正、 贴近民众生活的城市管理模式， 用法律与地方文化共同规范城市活动。 从产业 发展层面来看，要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