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解析多多1980年代的独特诗艺

作者：邓雨佳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5期

内容摘要：多多的诗歌《马》是一首具有他1980年代创作风格的作品，诗中富于荒谬、意味的主人公形象、对个体内在世界的探索都带有多多当时诗风的烙印。正是由于秉持着这些独特的诗艺，多多与《今天》诗派保持了“疏离”而成为“边缘人”，但他的价值并没有就此完全被遮蔽，并在后来人们对他的言说中获得了认可。

关键词：《马》多多 “边缘人” 内在

多多在1980年代的创作中，有一首题为《马》的诗歌：

灰暗的云朵好像送葬的人群／牧场背后一齐抬起了悲哀的牛头／孤寂的星星全都搂在一起／好像暴风雪／骤然出现在祖母可怕的脸上／噢，小白老鼠玩耍自己双脚的那会儿／黑暗原野上咳血疾驰的野王子/旧世界的最后一名骑士／——马／一匹无头的马，在奔驰

在诗篇的开头，云朵、牛头、星星的意象都是成群、成片地出现，渲染出冷寂、阴森的诗歌情境；“祖母”一反传统意象中的和蔼慈祥，呈现出”可怕”的样貌。当小白老鼠在玩弄双脚的同时，一位野王子在原野上疾驰，这一小一大、一静一动两个意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张力。野王子“咳血”，他必定经受着肉体的痛苦，而作为“旧世界最后一名骑士”，他是否骑着马奔向死亡？他的前方是否是虚无、绝望？他是在经历遁逃还是遭遇放逐？诗中这一反抗绝望的痛苦灵魂和英雄末路的悲怆情怀无疑是令人动容的。诗篇的末尾出现了一匹奔驰着的“无头马”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马”的意象经常出现，它们或如唐诗中“快走踏清秋”的矫捷健壮，或是宋诗、元曲里“独骑瘦马取长途”、“古道西风瘦马”的瘦骨嶙峋，都拥有着完整而鲜明的形体。而这里，传统“马”意象在多多肆意的想象之下得到彻底的，呈现出一匹“无头”马的形象，惟余一副身躯在黑暗原野上疾驰，极具荒诞性与现代意味。这首《马》中，多多用不可思议的意象、令人心灵悸动的诗句创造出浪漫、神秘、奇诡的诗歌情境，我们能从中读到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和关于尊严、灵魂、生命价值等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马》作于1985年，这首充满贵族气质的诗作极具多多当时创作特色，它意象的荒诞、内在的紧张感、对身体和心灵的痛苦感知等等都是多多所追求的诗艺内容。

多多出生于1951年，1969年插队到白洋淀，1972年提笔写诗，十年后开始发表作品，他曾是白洋淀诗歌群落的重要成员，也是现在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但实际上，这个看上去和朦胧诗派关系似乎非常密切重要诗人不仅没有过多地参与重要刊物《今天》的活动，在《今天》上几乎见不到他的诗歌，而与北岛等人也只有一般性的交往。对“朦胧诗人”的身份，多多也并不接受：“我根本就不是朦胧诗人，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直至现在，多多也不承认自己是“朦胧诗”、“今天派”诗人，他说：“我历来的自我定位就是，我是一个个人。你的使命、价值只有在写作中会体现。”孤傲的多多对自己的境遇也有不平：“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人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了天空。”可见，多多是和《今天》一直保持着距离的“边缘人”，然而1988年“今天文学社”却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予了他，“授奖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七孤独而不断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而时至今日，在文学史的言说中，多多成为了重要的部分，依洪子诚的说法，多多“是朦胧诗已成了‘历史’时才破确认的‘朦胧诗人’”。

多多之所以与《今天》诗派存在着疏离，除了具体的流通、传播、人际等等外部因素，他属于自我、不同于他人的诗歌向度，更是使其不能完全融人“圈子”、遭遇“疏离”的深层因素。

多多更多地重视个人内心世界的展示，而不是阐释自我与外界的关系，正如首届《今天》诗歌奖颁奖词所指出的，“内省”是多多诗歌的一个特点，这也是他的诗歌介入人生、命运的方式。在对“朦胧诗”的一般言说上，它反叛“现实主义”，把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风格。不过，它不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将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都视作是荒谬的，而是肯定主体的意义。作为朦胧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北岛即是以这样的诗学观念进行创作，他的诗中的“我”是一个明晰的存在，往往代表着正义、坚强的战士，甚至悲壮的牺牲者，充满对自我强烈的确认欲，“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的人……”（《结局或开始——给遇罗克烈士》）中的“我”都是这样的形象。然而多多笔下的主人公却往往面目模糊、充满荒谬、、游移、不确定性，《马》中的“无头马”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抽象的荒诞形象。“毛头（多多）用荒诞的诗句表达了他对错位现实的控诉与抗争，以实现对人性丧失的救赎。”北岛的诗歌充满了辩驳、诘问、对抗的姿态，他的名句“即使明天早上／口和血淋淋的朝霞、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也绝不会交出你……”（《雨夜》）呈现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决不妥协的紧张关系和对现实政治的大胆挑战；而多多并不擅长直接向现实发难，用咄咄逼人的语气控诉、驳诘，他更注重开掘个体的内在经验，“我的哭声，竟是命运的哭声／当漂送木材的川流也漂送着棺木／我的青春竟是在纪念／敞开的敞开棺材那冷淡的愁容……”（《当春天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正是从“我”的“哭声”与“青春”来言说创伤性的时代经验，充满对自我生命的痛苦感知与体验。多多避免直接地言说、指涉政治，而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转换为对形而上命题的探讨，这也是他的一种话语策略。以充满贵族气质的表达方式抒写他的思索和反叛，时代经验在他笔下是用面向内心的思索加以呈现的。多多的诗歌以这种方式解构了“”，揭开了理想幻灭后的虚妄、无地彷徨的境地，这正是一种充满现代意味的心灵感受。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多多从自己的途径通向他眼中的“现代”，创造出属于自我的诗意空间。

在1980年代初期，对“”经验的反叛、反思构成了当时的最重要的时代语境，“朦胧诗”正是在这一基点上确立了自己的存在。因此，北岛诗歌中的主人公的决绝姿态能唤起人们的创伤性记忆和反叛激情；多多虽然同样从“”经历中走出，但他的笔下既较少有启蒙者的高大、悲壮的形象建构，也避免直接的政治言说和直白的情感宣泄，而是以相对个人化、面向内心的方式表达个体经验。作为一个对现代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把握的诗人，多多笔下充满荒诞、怪异、反常、不稳定的意象和自我拷问的痛苦情境，这些具有现代质素的诗意表达正说明他有意识地从自己的途径通向现代主义。与“今天”“主流”诗人相比，多多对于“”现实政治的反思，对殉难者人生价值的悲壮体认，更多的不是力度上的差异，而是反叛方式、言说方式上的不同，他的此类诗歌面向内心，充满自我审视的内省精神，用独语代替驳诘，这也使得他和当时的朦胧诗的“主流”理念保持了疏离。多多诗歌在当时显然在不及北岛那样具备振聋发聩的感染刀，唤起读者对创伤性经验的感同身受的痛楚，而靠近西方现代三义的诗歌手法也使得它的接受存在障碍，刚刚从共和国“一体化”文学建制中走出的诗人尚未做好理解

这类诗歌的知识准备和心理准备，因此，多多尴尬的“边缘人”地位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必然。

多多曾是“白洋淀诗歌群”的重要参与者，他虽然没有过多介入后来《今天》诗歌实践、以“边缘人”的形象出场，其作品也没有在问世之初就得到广泛的传播，引起太多关注，但他的诗歌艺术却是《今天》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作为一个走过“”、有着“红卫兵“经历的诗人，多多的诗歌实践着对政治历史与艺术成规的双重“反叛”。而在实现方式上，多多诗歌对个体内在世界的探索、其笔下意象，语言内在的紧张、焦灼都体现出他从自己铺筑的途径通向“现代”、探索灵魂的奥秘的努力，“他清醒的自我意识使他获得了成功，最终他找到自身的内在价值，完成了对人原始本性的回归。”

多多于19年出国，旅居荷兰期间，《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等佳作证明了多多的创作实力。2004年多多回国任教，继续着汉语诗歌创作，以他自己的方式实现诗歌理想，在汉语诗歌中拓展出“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今天》为何会将首届诗歌奖授予给了多多。

邓雨佳，湖北大学2010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