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里费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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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时间2015年11月11日
摘要：李时勉与杨士奇是明代永乐至正统年间中央文官中较为典型的两个人，二人同为江西老乡，他们之间的交游的情况伞见于文集、笔记之间，本文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爬梳整理，试图将还原二人的交游之情，以期能为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生活提供一个参考。关键词：李时勉；杨士奇；交游情况引言
李时勉中永乐二年（1404）进士，于三月丁未入选庶吉士，与他同入选庶吉士的127人中，有57人来自江西，约占比重的45%强，次年永乐帝命从这127人中选出28人入文渊阁读书，有15人为江西籍（另周忱时年少，亦入阁读书，则江西籍为16人），1庶吉士中与李时勉同来自安福县的有彭汝器一人，同出吉安府的有29人。2这些人既是李时勉的同乡有事其同年，关系更为密切。此外，李时勉与翰林前辈中的杨士奇、杨溥等人交情深厚，掌国子监后与监中同事同心戮力，奖掖后进，培养了大批人才。本文以李时勉《古廉文集》为中心，参以李时勉友朋之文集及笔记资料等，将其与杨士奇交游情况考证如下。
一初期交游
杨士奇为江西泰和人，长李时勉8岁，《古廉文集》中有《东里续文藁序》：“先生未仕时，游湖、湘与楚府教授吴壹翁为莫逆交，壹翁乡前辈，尝为予言先生博学而有志，端敏而宽厚，识达事体，不矜己傲物。为文章，独追古作者，后来当必鸣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闻而识之。其后，往往的先生文读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见而不可得。”可见李时勉对杨士奇景慕已久，其后李时勉被选入翰林与杨士奇“一见欢如”缔结了“谊虽师友，情则肺腑”之谊。
李时勉《古廉文集》所收诗文仅存一篇与杨士奇有关之《题东里先生翰墨卷后》内中详述杨士奇与王直之情谊非如常人及王氏后人之误解并驳正王氏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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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根据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附录之《明朝馆选一览表》统计。误解王直之出翰林院因杨士奇之排斥等情，3及李时勉与《杨少师书》二通。至若其诗仅存一卷，难寻二人唱和之迹，亦不见李氏为杨士奇撰写墓表碑碣，恐散佚为多，幸杨士奇《东里集》、《东里续集》中存有多首赠慰之诗，考时之先后列于下，以明二人之情谊。
东里之诗并未按编年收录，现据诗之内容与所写之情况分析，最早者当为《东里续集》卷六十一之《题李学士竹梧》诗二首，其序曰：“前十年余官春坊，从沈君求此画不得。近时勉学士权掌翰林院印，沈遽赠之，盖春坊学士不掌印也。世俗谓：‘人不可一日无权。’二君之赠受果何如？余他日过李，见之，因道徃事，李曰：‘公欲得即请奕，仆不胜当让，仆遂偶胜。’时行俭詹事、习礼学士皆在，相视大笑，余顾童子卷画去，然自是毎见，李辄有不舍之意，余固不欲夺其所好也，遂归之，且题诗以博李君一笑，沈君览之亦未必不自笑也。”李时勉为翰林院掌印学士在宣德中，此时杨士奇已入内阁，因为一张《竹梧图》而有这一段趣事。此处沈君不知为何人，在座之行俭詹事为王直，习礼学士为钱幹。
《古廉文集》载有李时勉致杨士奇二通书札，时日皆不详，其一从其内容有“近者谬具封章，触犯国讳”等语可知写于洪熙元年李氏上疏触怒仁宗下狱后，另一通为回复杨士奇燕会之邀，其书曰：“承佳札至喻，欲集诸耆英于京寓为燕会。猥及愚庸，俾参末席。窃惟诸公皆位重朝端，名满天下，为时具瞻者，而愚辈学术疏浅，位非要津。齿虽差长，而行不逮人，恐不慊公论，理宜逊避。然严命再至，其必或有所取，谨当趋赴，以聆任使，不具。”从这封书札得内容推断，当写于永乐前期，此时杨士奇等已入内阁，李时勉在翰林院中默默无闻，还曾出任刑部主事，才会说自己“学术疏浅，位非要津。齿虽差长，而行不逮人”。从杨士奇得“严命再至”也可看出此时杨士奇对李时勉已甚为看重。
宣德九年（1434），李时勉年六十，杨士奇有《寿时勉李学士》词《临江仙》一首，其词曰：“霁月光风襟度好，文章清比琳璆。蓬莱山近殿东头，论忠献纳，鹄立侍宸旒。六十今朝初度日，明朝又屇中秋。桂花香泛紫金瓯，宾筵为寿，不住算觥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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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42册，第797页。4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六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39册，第549页5
载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八，第804页。6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六十二，第576页。按彭琉《（李时勉）形状》载其生于“洪武甲寅八月丙午”正统三年（1438）六月，李时勉上疏请求还乡展墓，获准，杨士奇等一帮翰林人士为之送行，杨士奇《送学士李君诗序》备述李时勉回乡之因由：
初李君未奏，谋诸同官，皆曰：“翰林者，天子之亲臣，辞令所出也，论思所职也。李君方握院章为之长，奈何去？且上富于春秋，万机稍暇，御经筵，孜孜圣学，李君实兼经筵官，奈何去？”曰：“诸君之谓我者，公义也。顾今迫于私情之不可已，孰有切于我乎？二三年来长子死、妻死、季子死，比者同产兄又死，一门之内寡孤森森，愁馁泣寒，延颈北望，六七千里之外，冀一顾视抚存，庶几不遂失所，而吾能忍而委寘之乎？且吾私计之矣，圣明在上，近进翰林正贰十有余人，皆慎简也。前此未尝有今日之盛，而经筵官尚十数人，其轻重岂系一人哉？我往决矣。”盖众非不明李君之情，特以李君之有裨于公也。其文学老成，操行修洁。正直可以表俗，刚毅可以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不为物所夺，时虽欲尼之而不可也。及奏而命下陛辞，既众相与饯之崇文门。祝之曰：“父子之相厚，仁也；君臣之相厚，义也；仁义修而君子之徳立。李君秋而往，春而来，公私其两尽也！李君曰：“爱我以义，亦仁也！敢不敬承？”于时学士十人皆赋诗送之，谓余为序。余亦赋四言一篇致申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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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杨士奇《序》中说述之情可与《明英宗实录》想参证，《实录》载：“（正统三年）六月甲子，行在翰林院学士李时勉奏：‘臣备官侍从三十余年，未获归展桑梓。比来妻、子相继沦亡，一门之内，孤苦茕茕，情迫于衷，属以史事方严，未敢言私，今史已完，乞赐一归。’上悯其情从之。”考《序》中之“学士十人”当以三杨、王直等于前一年参与杏园雅集者为主。（杏园雅集之事详后文）。杨士奇之“李君秋而往，春而来，公私其两尽也”之语可见其对李时勉之“不忍舍”。其诗中有“宿昔言笑，良获我心”“呦呦麋鹿，群处中野；雝雝鸿雁，亦集洲渚。云胡仳离，当我与女；归哉优优，我私既遂。我职在公，敢怀豫怠。”等语，亦可见东里对李时勉的爱重之情。彭琉《行状》载其归乡：“初得善地于中村，适有故人刘君伯淳死，遂与葬之。是年（正统四年）以刘宜人暨兄时魁二
即为洪武七年八月十三日，与词中“明朝又届中秋”相符。7
杨士奇：《送学士李君诗序》，载《东里文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98-99页。廖道南称：“予观《名臣录》，称时勉至孝，父有疾，躬亲汤药不离侧。恤孤救难，无间戚疏。杨文贞公云：‘时勉文学老成，操行修洁，节义足以表俗，刚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则不可夺也。’真确论也。”与《序中》文字略有不同，当以《序》为准。8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正统三年六月甲子。8
丧在殡未葬，力求善地葬之。又迁葬兄嫂子侄，凡六丧地皆新得。得皆以义非力取也。”此时李时勉以人翰林学士，文望颇高，且因两次直言进谏而博得刚耿之名，此次回乡也算荣归，尤能为乡里考虑周全，实属难能。
二肺腑之情
李时勉归乡期间，杨士奇有《寄李学士》诗一首：“别来无日不思君，渺渺燕山望楚云。到县几多知识在，入门强半死生分。乡闾叙齿应皆让，子舍添丁或未闻。冰泮龙河侯兰楫，须知同馆重离群。”盼其早日归来。
正统六年，李时勉出任国子祭酒，实杨士奇多有出力，焦竑《熙朝名臣实录》载：“是时祭酒缺，西杨（杨士奇）叹祭酒难其人，公曰：‘岂遂乏人耶？’程云南在旁言：‘无过公者。’公不悦，竟以公为祭酒。”从李时勉对杨士奇推荐其为国子祭酒得反应来看，似乎对此不甚满意，然而皇命已下，也只好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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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有《时勉学士升国子祭酒奉赠（三首）》其一曰：“近侍踰三纪，文章柬掖垣。冰霜存桧栢，廊庙荐玙璠。帝重经筵旧，官升师道尊。翩翩起车骑，相送向桥门。”其二曰：“拜命彤廷日，龙墀瑞雪飞。缙绅瞻有喜，寮宷念相违。时雨司成馆，天香学士衣。斯文千载运，吾道有光辉。”其三曰：“玉署东头阁，红扉昼不开。衰龄余我在，清论更谁来。学者希传道，朝廷仗育才。贤关有佳兴，时寄锦笺回。”及李时勉赴任后《寄时勉（三首）》序曰：“时勉升太学之三日，仆怀别不已，梦中作遥字韵诗，既觉，续赋一首，案上适有写竹一幅，就题奉寄。”其诗曰：“东阁欢娱地，朝来遽寂寥。贤关一步近，怅望玉人遥。毎日文渊阁，闲思李翰林。不知迁太学，谁共坐论心？欲赠岁寒意，托之淇上竿。亭亭君子节，长似玉堂看。”从杨士奇得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推荐和安排颇为满意，若以李时勉来说，当更期望自己能入阁以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然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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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东里续集》，卷五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503页。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十九，载《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107册，第324页。按程云南当为程南云之误。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百三十三载：“程南云字□□，江西南城人，儒士，永乐初以能书征，与修《永乐大典》授中书舍人，精篆隶，为时所尚。正统六年，时祭酒员缺，西杨叹难得振作者，南云首举李时勉，时李在坐默然。及旨下，时勉果祭酒，众谓云知人。”11
《明英宗实录》卷八十六，正统六年润十一月丙子：“时祭酒缺员，吏部举时勉历练年深，学行俱优，故有是命。”按李时勉在莅任一年之后即上疏请求致仕，之后又多次上疏求去可见其对此职位不甚满意，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朝政已今非昔比。12
分别见《东里续集》，卷五十八，第469页；卷六十，第513页。10
后世者来看，无疑杨士奇的安排表现出其为李时勉思虑之周全，李时勉从翰林出任国子祭酒之前后，握有实权对内阁颇为倚重且能压制王振的太皇太后张氏在正统七年去世，内阁中杨荣在正统六年也已去世，杨士奇正卧病，内阁中有资历的只剩为人恭谨的杨溥一人，已无法对王振进行制衡，王振势力不断膨胀。以李时勉刚耿的性格，若入阁，肯定会更加激化与王振的矛盾，恐更易遭王振迫害（虽然外任国子祭酒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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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七年，李时勉之孙李聪（騘）病殁，其《祭聪孙文》有曰：“我今行年六十有八，十数年来哭汝伯祖父母，哭汝伯、叔、兄弟，今又哭汝，凡十有四丧，心摧肝裂，泪尽眼枯，谅非久于人世者，祖孙相见可期。汝闻我言，其亦悲乎？不悲乎？”杨士奇闻此有《慰时勉学士丧孙有序》其序曰：“向知令孙之疾，医药颇效，今日遽闻不救，为之惊悼。祖孙之情盖可想见。仆有第五孙敦，庞且慧，前岁到家，侍边甚乐，已三岁矣。去冬失之，得书悲念累月，迨今不忘。况在令孙，年几及冠，情益何堪！惟髙年旷度，宜以理遣，况今斯文之任，属望于，公非浅浅者，老病盛暑，加之公务，不得躬吊，辄赋四十字，致寛慰之意云。”其诗曰：“承过西昌日，提携已识奇，相随万里至，翻动九原悲。岂是多时别，无深岁晏思。与君俱此痛，排闷强裁诗。”二人同有丧孙之痛，于心戚戚。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十二为附录，内中收杨士奇为李时勉所写之《像赞》一首：“气充而志端，外和而内刚。其学也本源纯深，其文也笃实辉光。史馆谨严，经筵裨益。有规有矩，惟正惟直。玉署金马，四朝于兹。国有老成，儒有表仪。胄监成贤，允属耆老。需祐（佐）隆平，天子有诏。”另杨士奇所写之《安成李氏族谱序》盛赞李时勉曰：“今时勉擢髙科，累升学士，掌制命、侍经帷，直道劲操，时望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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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寄李祭酒（二首）》有：“端坐司成馆，高怀今若何？向来石渠署，无日不相过。卧病无尘事，其如离思何？春风胜旧识，时复一来过。”之句。见《东里续集》，卷六十，第513页。14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二论此有：“李时勉、陈敬宗卒淹国学，西杨与有责焉！闻敬宗颇直指西杨过。又罗汝敬素不满其所为，数面斥之，西杨因荐罗巡抚宁夏，罗年老遇虏丧师，明故陷之死地，作好恶甚矣！非止谤方孝孺、沮王直罪过已也。惟西杨匡辅君德处多，功大未易细疵，疑在魏徴禇遂良之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页。15
按李时勉《新安九日诗序》中所列与会诸人有“幼子艮、小孙騘”。景泰元年曾遣其孙李骐上《封事》，可知其其小孙当名騘，不知是文集编纂者误刻或其至北京后改名为聪，已难详考。16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九，第830页。17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五十八，第472页。18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十二，第889页。按杨士奇《东里续集》中所载最后一句为“需佐隆平，天子有诏”更符合实情，当从之。19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09页。杨士奇卒于正统九年，其后李时勉有《题尹氏藏杨少师帖》，乃是应尹循之子尹仁器所请，为杨士奇赠尹循之父尹道先手书一通所写，其文感慨：“予时扈从北京，少师留守南京，于今二十余年，而侍御尊甫与杨先生俱已物故，观此文不能无感焉！”
李时勉与杨士奇之情谊已如上文加以考证，二人同在朝廷三十余年，共事十余载，李时勉屡受困厄，虽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杨士奇之出力帮助，然以情揣之，杨氏定然不会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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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杏园雅集
李、杨之交往最为令人称道者是正统二年于杨荣在京之寓所杏园所举行之雅集。杨士奇《杏园雅集序》简述其情：“正统丁巳三月之朔，当休暇。南郡杨公及余八人，相与游于建安杨公之杏园，而永嘉谢君庭循来会。园有林木泉石之胜，时卉竞芳，香气芬茀。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凡所以资娱乐者悉具，客亦欣然如释羁䇿，濯清爽而游于物之外者。宾主交适，清谈不穷；觞豆肆陈，歌韵并作。于是谢君写而为图。”21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则详列参与雅集诸人：“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庐陵杨公，其右为荣，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杨公，左少詹事临川王公，右侍读学士文江钱公。徐行后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读学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讲学士泰和陈公，最后至者谢君。”
22此处少傅庐陵杨公为杨士奇，23太和王公为王直，时任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
文江钱公为钱习礼，吉水周公为周述，安成李公即为李时勉，泰和陈公为陈循，最后者为《杏园雅集图》之作者谢环，官锦衣千户。此次雅集杨士奇之序、杨荣之后序及诸人唱和之诗皆在画上，李时勉之诗不载于文集，姑录于此：“疏雨过城关，草木生华滋。良辰得清暇，可以遂遨嬉。杏园既幽雅，亭馆亦翬蜚。林深日色净，花丛香风随。鹤舞临广除，莺鸣在高枝。景会神已超，目畅心自怡。从未调鼎资，能干造化机。万汇各有适，而我亦奚为。陶然发孤咏，焉知西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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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野记》载：“李祭酒先生时勉，始为侍讲，直谏，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击其胁折，曳出舁下狱。杨文贞公遇于外朝，以烧酒灌之，得不死。”21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五，第571～572页。22
杨荣：《文敏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204～205页。23
按此时杨士奇官职为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未审杨荣为何将杨士奇之衔写为少傅，少傅为杨荣之职衔。对比李时勉与其余诸位的诗句可以看出李时勉与其他人颇为隔阂，诗句中看不出此次被后人所艳羡、称道的盛景，只有其内心“万汇各有适，而我亦奚为”的写照，此时李时勉已为翰林院学士，因此不能说在政治上不得意，但与三杨等阁臣相比，他对国家政治所能产生的作用就相形见绌了，这与他少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还有距离，加之此时李氏连遭妻、子之丧，有“陶然发孤咏，焉知日西微”的慨叹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一书中对明代京城诗文风会有系统的梳理，从翰林雅集与玉堂唱和、中央各郎署的诗文集会、同年会和同乡会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明代中央文官的宴饮集会活动，其中正面论及李时勉主要在同乡会这一部分24。明初的同乡诗会和燕集，强化了在京官员同乡之情谊，同时也有利于在京官员与来自同一地区的其他官员的交流，因为拥有共同的地域特征，地缘关系这一特殊的人际关系在中央层面来说，无疑是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础，地域平衡自太祖朝始即是施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也反过来导致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比价容易因地域政治而相结。李时勉在宣德、正统年间的同乡诗会活动即是这种关系的表现，只是这些与会者大多属于翰林系统从事文职或多为外任，对于中央政治无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集团”，而只是属于同乡在年节间交流感情。
余论
李、杨在明代号称“盛世之期”同立朝近三十年，虽志业各有不同，然而二人之间的友谊在险恶的官场与仕途中实为难得，正统年间李时勉虽因触怒王振屡遭折辱，然而能得归老田园，与杨士奇的调护不无关系，正统年间杨士奇等人相继辞世，标志着以“三杨”等人所共同维系的明代的“盛世”的终结，在这一背景下回过头来考察李时勉与杨士奇的交往，更可见在历史大时代的洪流中，人物命运的瑰奇与无奈。然而，李时勉的耿介与正气已成为了一种标志，这耿介与正气背后少不了杨士奇的从中调剂，李、杨的交情不负“肺腑之情”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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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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