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唐鸿胪井刻石”回归大家都来做纤夫

【学术动态】

为“唐鸿胪井刻石”回归大家都来做纤夫

马大任

　　王仁富教授从事唐鸿胪井刻石的研究和争取这刻石回归的工作已经有十多年,现在他把有关文章集成出版,要我写一

篇序。

我已经超过84岁了,退休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康乃尔、史丹福、荷兰莱顿等大学的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过,和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原白城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王仁富是同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相识。他了解我的家世,也知道我的父亲是书法家马公愚。我也知道并且一直关注他对唐鸿胪井刻石的研究和争取刻石回归的工作,力所能及的帮助他。1998年和1999年我们曾在通信中商谈此事,2001年又在北京会面,承蒙他把这两封信和会面的照片收录书中,我们的这些交往也成为王教授坚持要我写序的一个无法推辞的理由。

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写这书的序的。因为序言平常是由要人或专家写的。我绝对不是要人。这是一本历史书,我也不是史学家。但是王教授坚持要我写,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写了。促使我决定写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王教授对学术研究的毅力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第二,历史的研究太重要了;第三,王教授的爱国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学术研究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吉林省白城市那个边远的地方,未必有多好的学术环境,也没有充分的研究资源。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94年起,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坚持长期深入地研究一个专题,这样的毅力的确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王教授没有亲生儿女,夫人又在2000年去世,至今孤单一人,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历史的研究在中国有它特殊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道德精神的指标。西方人以宗教为道德的基础,中国人“法古今完人”。所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情是我们的导师和教训。王教授致力于历史的研究,也是承继中国人尊重历史的传统。中国现在正在提倡精神文明,研究历史就是促进精神文明。

在精神文明中最重要的是爱国精神。王教授研究中日关系上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充分表现他的爱国精神。中日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也是中国将来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每个爱国的中国人一定要注意这关系,研究这关系,关心这关系,为这关系作出贡献。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提出一个非常具体和明确的改善中日关系的工作,就是让日本把唐鸿胪井刻石还给中国。这工作是否能成功就要靠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王教授已经把他的努力发表在这本书里,我感到他像个纤夫,拉着一艘沉重的承载百年沧桑的文物流失之舟,跋涉在迎接刻石回家的漫漫长路上。古语说“鹦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使更多的人注意这项工作,愿意参与而且作出贡献。大家都来做纤夫,努力推动日中友好,唐鸿胪井刻石回家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所以这并不仅仅只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对所有关心中日关系,关心文物回归的人,扩而言之包括和唐鸿胪井刻石有关系的日本天皇在内的呼吁、求援和道德挑战。我有机会为这样的一本书写序,觉得非常荣幸。

祝愿王仁富教授多年努力探求的问题,能在今后中日友好的日子里有个应得的结局。

2004年2月24日写于纽约

编者按:马大任先生是著名的图书馆学者,是书法家马公寓先生的后人,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顾问,美中文化经济促进会会长,本文是他为王仁富教授《旅顺唐鸿胪井刻石回归探讨》一书写的序。该书是已经结项的白城师范学院省级科研课题的重要成果,是海内外第一本研究唐鸿胪井刻石和探讨流失文物回归的专著,本刊2004年第2期曾率先发表该书的主要章节,著者携此刊参加了“首届唐鸿胪井碑中日学术研讨会”,本刊是走出国门的唐鸿胪井刻石回归的先声倡导者,今再发马大任先生的序,以饷读者并祝贺全书出版。王仁富教授196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知名的东北碑刻研究学者。1985年他策划召开了颇有影响的“纪念大金得胜陀颂建碑800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在《文物》1986年11期发表,不久刊物报道,日本学者来访。1994年他提出“中国流失文物研究”课题,开始对旅顺黄金山唐鸿胪井刻石的考察研究,1995年在《文物》11期发表关于唐鸿胪井刻石的建立者使臣唐鸿胪卿“崔訢”名字的文章,订正了存在400年之久的使臣名字的舛误,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的唐鸿胪井刻石研究学者,论文得到学术界渤海史专家的认可和引用。也受到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的长期关注,得到海内外各界同胞和国际友人的声援,说他“为中华民族做了件了不起的好事”“中国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媒体用“将向日追讨唐鸿胪井刻石”为题及时的作了呼应。一个学术题目的报道,这样的轰动效应在学术界和新闻界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在刻石回归的路上铺下了第一块砖,对国宝唐鸿胪井刻石的回归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