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 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及其困境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型。 在这个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理性选择。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社会也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

当代中国的道德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背景下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则已经解体，现在的道德到底演变成什么样了呢?下面将在中国古典道德的参照下，浅谈一下当今的中国道德的一些转变。

第一，中国道德由个人道德转变为集体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是以个人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 本质上则系个人对于团体（例如国家、政党、阶级、社团等等）之事务，换言之，不是自然的个人，而是与“团体的成员”，才是现代道德的主体。 梁 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而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第二，中国道德由自向性转变为他向性。齐美尔曾把现代文明的趋向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 生活已日趋外化 ” 。在齐美尔看来， “ 各种不同的文明国家、各种不同智识的与物质的旨趣领域及各种不同的阶段，都与这一趋势有着复杂的关联。而且，依据它们体现或者抗拒这一趋势的程度，我们可 以确定每个国家、每一时期的智识与精神状况的特征。 ”的确，中国的道德也呈现出趋外化趋势。中国古典道德是自相性的，抵御为他人牺牲和奉献，若为了他人牺牲自我，恰恰是对自身的不道德，正如孟子所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 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真正有道德的社会，人自身就是受益者，若一个人要为道德献身，那就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无道。

而现代道德已经集体化和社会化，现代的人们不得不把自己放在公共生活当中，当自食其力和独善其身的隐士已经成为不可能，人必须在群体中生活，必须与他人共存，这就决定了现代道德的他向性。现代思想家李大钊把道德视为人的集体本能的显示：“道德原是动物界的产物。 人类的道德，从人类还不过是一种群居动物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化到现今的人类世代，既已存在。人类为抵抗他的环境，适应他的周围，维持他的存在，不能不靠着 多数的协力，群合的互助，去征服自然。”

第三，古今道德视野中的“乡原”。古典思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具有中庸之德的君子，如果不得君子，狂者与狷者就被作为典范人格而追求，狂者就是是“进取于善道”，狷者就是“守节无为”，他们都具有而不倚伏于流俗的自性。而乡愿的特点是一味与世俗合流，而把自性与德性都视为媚于他者的牺牲品。而在顺世媚俗的背后，深藏着的自我保 存的功利目的，乡愿在君子面前以忠信廉洁的形象出现，而在小人面前则与小人同流合污。对于古典世界观来说，乡愿对于道德构成了真正的与威协。而不管是无原则的随顺习俗，还是在 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的“好好先生”，都是丧失了自性的人，都是以他向性的方式进行自我确证的人。

但是在现代中，尽其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却被作为道德的标准，这样，在古代被视为“德之贼”的“乡原”，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却成了道德的典范。那些老于世故、不得罪他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却本质上自私自利的人被放置在“好人”之列，而“老于世故、不得罪他人、乡人皆称其 善”等也成了个人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今日，能给他人足够的颜面、给 他人保留空间，成为自我保存的方式，尽管这种保存带有自私自利的企图，但仍然被视为道德的表现。

虽然中国古典道德发生了上述的一些转变，但并未形成一个像封建社会的孔孟儒家道德一样深入现代人人心的坚固道德体系。现在正处于道德转型的过渡期，封建社会已经消亡，传统社会已经解体，传统道德文化也应经衰败，但是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成，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道德困境。

先回顾一下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古典的儒家道德是建立在“耻惧”基础上的道德。“羞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将“体面”，“扬眉吐气”，“被人看不起”。至于“惧”就是惧怕违反王法，也就是君王的意志。在中国一直缺乏一个概念明确的高与个利被人们普片认可的道德权威，没有像教那样以上帝为道德权威，也没有像罗马法那样有高于所有人包括君王在内的法律。中国的法体现的就是君王统治的意志。人们惧怕王法不一定是觉得它是公正的，而是惧怕违反后的惩罚。

接着是红色政权建立以后，红色“耻惧”道德文化取代了传统的“耻惧”道德文化，但同样缺乏普遍道德法则和公正法治。在红色“耻惧”道德文化中，对错是由党国决定的，与普世价值和自然法的道德准则无关，普世价值和自然法的道德准则被当做“资产阶级价值”和“普遍人性论”来批评。在红色“耻惧”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观念行为受

治左右，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由党国决定。人们先是被强迫如此，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形成了“文化”。例如，尊敬父母是对的，但是父母若被打成“右派”或“反”,不要说尊敬，就是让别人知道都是一种耻辱，摆脱这种耻辱的方法就是与父母划清界限，向党表明自己的忠诚。

这种红色“荣耻“观念未必是出于人们内化了的道德意识，大多是出于对权力惩罚的高度畏惧，这种“耻惧”文化在中达到巅峰，它彻底的破坏了人们的传统耻辱感。

“”过后，红色“耻惧”道德文化也随之崩溃。中国的道德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虽然“”时代人们就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但真正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旧道德并未完全从人们意识中抹去，也包括一些糟粕封建道德思想，如“男尊女卑”，“官本位”思想和“面子人情”观念。贪污，行贿受贿等事件屡见不鲜。而且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下面具体论述道德困境的几个方面：

第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就是人们对行为的正义性，合理性和崇高性的理解。对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劣有一个符合普遍标准的判断。但在这个道德转型时期，人们受多重标准和多元价值的影响，似乎哪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现代传媒的高度发展情况下，大量信息充斥在人们周围，人们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出现了“芙蓉姐姐”, “凤姐”这样的网络红人。有人觉得她们美，自信有个性便狂热的追捧她们，有人出于无聊的看客心态也乐于捧红他们。人们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有价值的没有普遍的标准。道德评价也变得模棱两可，自相矛盾。

第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人们在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上，总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学生毕业后总是纠结与选择自己干兴趣的职业还是赚钱多的职业，医生也被迫在凭良心给病人最好的医疗方案还是让病人多花钱自己拿更多工资中作出抉择。

第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旧道德已经在

人们意识中残存不多，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这样非道德主义便开始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小三”、“二奶”，“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第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监督弱化。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又存在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第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就有的。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

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当代中国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中国古典的道德路和红色“耻惧”道德路都不可再走。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用好的法律培养出好的公民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间，如果对有些人经常出现的严重的缺德行为或由于无德而引发的无序行为不给予及时、有力的制裁，这只能加大居心不良者投机冒险的侥幸心理，变本加厉地违法损德，从而偏离的走向和价值取向，使这些人的行为更加无度，形成恶性循环，给转型期社会的稳定带来威胁。

要发挥社会转型期道德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就必须进行道德立法。所谓道德立法，也就是指国家的立法部门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为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意志性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道德立法促使社会成员更好地道德规范，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它作为加强“硬”件建设的一项具体措施，是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