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研究综述

甘瑞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作于1925年10月21日。《伤逝》面世以

来，常读常新，论者颇多，论文频出。并且对《伤逝》进行研究的方法也不断更新。评论家们既有从作品文本的角度入手的，也有从抽象理论的角度着手研究的。本文主要对有关《伤逝》主题、爱情悲剧的原因、文本特征、文本比较、叙事学、动物意象、考证学和“私奔”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做一个综合性研究。

一、 对《伤逝》主题的研究

刘起林和易瑛在《<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一文中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他们还将《伤逝》的意蕴揭示过程分为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生命追求的抉择期等四个阶段。文中指出在涓生主观方面，与子君的恋爱、同居和离异，都源于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然而贾振勇却与此观点不同，他在《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中认为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该论者还认为《伤逝》正是从寓言的意义上,展示了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两难处境,批判了它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功能和虚拟的乌托邦色彩。而谢世洋在《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 ?——<伤逝>主题辩》一文中认为《伤逝》并非写“兄弟情” ,而是对“”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 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论者从《伤逝》作者鲁迅的“全人”、《伤逝》写作背景和《伤逝》“全篇”来否定周作人关于“《伤逝》全是写的空想……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话的合理性。论者还认为周作人是在否定《伤逝》的社会意义, 贬损鲁迅的思想和人格。夏明钊在《一曲“美”的挽歌——<伤逝>新论》中指出：“《伤逝》乃是一曲“美”的挽歌，而“爱情”只不过是“美”的象征而已。”而卢建红却在《重读<伤逝>: 以“爱”为中心》中认为“爱与救赎”是《伤逝》的终极性主题。此外，王萍涛和刘家思在《与旧式婚姻告别的宣言——<伤逝>主题新论》中指出：“《伤逝》是鲁迅告别旧式婚姻、追求幸福爱情的宣言,反映了作者抉择时的种种顾虑与矛盾的复杂心理,显示了作者跨越旧我的艰难心路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青年男女的

时代思想情绪,批判了封建文化对人的损害和黑暗社会对人的压迫。”该论点站在作者的立场，联系作者和作品所处的时代，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作品主题。

二、 对爱情悲剧原因和人物形象的分析的研究

徐仲佳在《直面启蒙的伦理陷阱——从涓生的两难看1920年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现实困境》一文中指出“作为1920年代启蒙理性的重要内涵，现代性爱观中蕴涵的启蒙的知识学内在矛盾是这一爱情悲剧出现的重要内因”。论者认为当涓生发现他们的爱情已经褪色之后，他陷人了真实与虚伪的困境，虽然基于主体性理论的现代性爱观支持涓生“说”出“真实”，但是现实生活却逼迫着涓生不得不面对“说”出“真实”的巨大的道德后果。文中指出涓生是满怀着创造冲动和幻想的导师，而子君却是只想寻找日常生活之爱的平凡人，所以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他们不可能完全结合。文章虽然指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内因，却把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忽视了社会理想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没有生活的保障，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启蒙。最后涓生的更加空虚与忏悔说明了他还是离不开子君的照顾和陪伴的。还有一些论者认为涓生是启蒙者，子君是被启蒙者；一些论者认为涓生是负心汉，子君是弃妇。如张春生在《论<伤逝>中的涓生形象》中指出，涓生的性格是鲁迅所鄙视的,但遭遇则是鲁迅所同情的。论者认为涓生用爱来逃出生活的孤寂,涓生没有子君单纯和坚定，并且他对子君的爱虽主动热烈,但并不执着持久，涓生在重重困难面前怨天尤人,只想自己脱身，却把子君推向死亡。该论者分析了涓生的性格特征，指出了爱情灭亡的一方的自私与无情，却缺少对子君性格的分析与子君国民性的批判。谢廷秋在《叹人生隔膜 伤爱情已逝 — — —鲁迅<伤逝>新论》认为《伤逝》真实地揭示了人生的困境, 将人生隔膜、爱情伤逝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可以超越的文本。论者认为在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中,涓生是一直处于主动者、支配者的地位,而子君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子君没有自省意识。该文认为即爱情必须建立在两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涓生和子君之间没有平等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他们注定是个悲剧。沈敏特在《爱情题材的历史性突破—论<伤逝>中的爱情悲剧》中认为，造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自身而不在于外部条件，是由于他们自身对爱情热力的降低消散而不是由于经济的压力，是由于他们赖以建立爱情的思想基础即资产阶级个性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总之，一些论者从人物自身寻找爱情悲剧原因，还有一些论者从社会与人物性格的关系来分析悲剧原因，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研究视角。

三、 文本特征的研究

与前几位论者不同，马庆凯在《<伤逝>的文体特征分析》中认为《伤逝》在句法方面多用排比句式和相结合的长短句，还有“句法偏离”现象（即改变句子中各要素的正常语序）；在修辞方面多用反复辞（即用同一的语句一再表现强烈的情思）和比喻（即明喻和暗喻）。该论者还认为《伤逝》叙述角度的独特,抒情诗似的语言,开创了抒情小说的独特文体,为我们展现了其独特的语言艺术与经久不衰的魅力。曹禧修在《论<伤逝>的结构层次及其叙事策略》一文中认为《伤逝》有三层悲剧性结构，即涓生、子君婚恋共同体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对立结构，共同体内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对立结构和涓生的自叙话语与读者之间的对立结构；相应地也有三层悖反性的结构意蕴，即传统与反传统关系、女性以及思想启蒙者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解剖。这种观点阐释的比较全面，为我们继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四、 文本的比较研究

秦爱华和李姣书在《承继与超越—<伤逝>与<玩偶之家>比较研究》中就小说《伤逝》和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结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剖析。他们认为《伤逝》是对《玩偶之家》的继承和超越。该观点认为《伤逝》在艺术手法和思想上都超越了《玩偶之家》，认为这是必然的，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宋剑华和李哲是将子君和莺莺进行比较分析的，他们在《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伤逝>与<莺莺传>之比较研究》中认为《伤逝》是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子君就是小家碧玉的传统女性，小说采用“始乱终弃”叙事模式，用时代精神来充当“红娘”角色引诱子君和涓生私奔，将现代青年的“恋爱自由”,纳入到传统“私奔”现象去加以思考,进而深刻表达了鲁迅对现代思想启蒙的困惑与绝望。该观点说得合情合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看到了人物的传统性格，又看到了作品的时代性。安文军在《病、爱、生计及其他——<孤独者>与<伤逝>的并置阅读》中指出《孤独者》与《伤逝》这两篇的文体与表达明显不同于其他小说，写作的时间又非常之接近，考察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对鲁迅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论者通过对这两篇小说的并置细读，从“病”、“爱”、“生计及其他”三个方面揭示出20年代中期鲁迅的惨淡人生和小说创作之间最深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敞开了一个更丰富、更广阔的鲁迅小说的意义空间。把《伤逝》和《孤独者》进行比较分析还有林敏洁，他在《增田涉注译本<呐喊>、<彷徨>研究新路径——兼论<伤逝>与<孤独者>的关系》中认为

《伤逝》和《孤独者》两篇小说有关联互补关系。论者借助日本学者增田涉的《呐喊》、《彷徨》注译本，对鲁迅小说《孤独者》、《伤逝》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论者认为这两篇小说有“爱”与“死”的共同主题，还认为魏连殳就是涓生，因为失去恋人而孤独。齐宏伟在《<伤逝>新解》中指出：“: 对鲁迅《伤逝》的理解不能忽视鲁迅爱情观及其与存在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爱情观的联系,不能忽略《伤逝》所受《诱惑者日记》的影响。”论者认为此《伤逝》中透露出“审美阶段 - 伦理阶段 - 宗教阶段”的痕迹, 主人公从文学家影响下的唯美爱情到道德责任的逃避与受谴责,再到准宗教性的忏悔,涓生其实还是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成长。这种观点能把《伤逝》放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比较文学的视野中来解读和诠释，认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属于西式的，涓生的忏悔是准宗教式的忏悔。遗憾的是该观点没有看到子君和涓生的性格特征加速了爱情悲剧的到来。夏伟翔和傅宗洪在《<伤逝>与<寒夜>中婚恋悲剧的深层追问》中将《伤逝》与《寒夜》放在一起进行考查分析,认为汪文宣、曾树生就是涓生、子君生活到40年代的身影。论者还认为他们两对的婚恋悲剧的终极原因是人性中的“自利”。

五、 叙述学角度的分析

熊华勇在《<伤逝>的叙述者》指出：“《伤逝》的叙述者是一个可靠叙述者形象,他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思想规范相吻合。”论者认为《伤逝》采用涓生内心独白这种客观展示的叙述方式,让缺席叙述者保持“沉默”,使涓生在与读者的平等对话交流中显明作品的深刻意蕴和匠心独具的叙述技巧，同时显露作者的苦闷彷徨之心。该观点肯定了缺席的叙述者的存在，不赞同读者的视阈局限于涓生的目之所及心之所感上。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彭在钦和郑雪，他们在《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中认为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与此观点相反的李今在《析<伤逝>的反讽性质》中指出：“以手记体写的这篇小说，一方面采取的是涓生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鲁迅选取涓生作为叙述者，用小说叙事学理论的分类，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论者还认为涓生讲述的是他自认为的真实，他对自己的言行不一，信念和事实，显意识和潜意识的矛盾，完全无知无觉。

六、 考证学角度的研究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这说明作家与作品的亲缘关系却是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所以，从考证作家的人生经

历和思想感情等入手来探究作品中人物形象、思想主题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就历来成为一种操之有效的批评方法。近年来的《伤逝》研究中,这一方法就为许多论者所采用。陈留生在《<伤逝>创作动因新探》中否认《伤逝》的内在动因与朱安有关或缘于跟许广平的相恋，而认为《伤逝》的创作触发点中,存有着更为微妙的隐情,那就是鲁迅与许羡苏的那段不同寻常的交往。论者根据鲁迅与许羡苏交往情况的材料对《伤逝》的创作动机进行阐述，有一定的可靠性。然而宗先鸿在《论<伤逝>的创作意图与人物原型》中联系通过对《伤逝》创作意图的分析认为子君的基本原型应是朱安，“涓生”形象的基本原型应当就是鲁迅本人。论者还指出：“《伤逝》就是鲁迅对朱安命运的直接预言,是对朱安人生出路的清醒认知,也是鲁迅内心对朱安的预先悼亡。”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仍需要我们进一步联系文本和作者细加分析。此外，陈惠芬在《从<伤逝>到“给我一条光”——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历程》中却认为《伤逝》是作者鲁迅对个人生活的一种拟想。论者还指出：“经由一系列关于“牺牲”的讨论后，鲁迅和许广平终于走到一起。之后，许广平一直陪伴在鲁迅身边，除了现实的需要外，也未尝不是一种现代人的自我承担。”

七、 关于动物意象的研究

与前一些论者研究不同的是，薛健飞和薛莹在《鲁迅小说<伤逝>中动物意象的分析》中从《伤逝》中油鸡、小狗的动物形象入手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油鸡成为子君为官太太暗斗的导火索,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成为寄托子君内心孤独情感的一个载体;小狗阿随的形象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他们的观点看到了动物与人物的关系，却缺少对动物意象进行客观和全面的理解。

八、 关于“私奔”模式的研究

林丹娅在《“私奔”套中的鲁迅: <伤逝>之辨疑》中把鲁迅小说《伤逝》置放于从古典到现代版的“私奔”模式中进行参照比对,发现它具有内含古典元素的中国现代版“私奔”之思想特质与叙事特征。论者认为《伤逝》蕴含着中国现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与女性进程的真实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伤逝》的研究有分析其主题的，至今包括生命终极意义说; 美的象征说; 只有争取社会，才会获得个性说; 暴露国民性说; 爱情宣言说; 男性在‘娜拉出走’以后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说等，这些观点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伤逝》的主题思想，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对于《伤逝》中爱情悲剧中子君和涓生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总的来说批判多于赞美，爱情悲剧的结局之所以发生，两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过多的批评子君，或者过多的批评涓生都是不科学的。《伤逝》文本结构层次分明，修辞多样，叙事为第一人称进行剖白，虽是小说却更像一首美的诗。考证学角度更是联系了作者的婚恋经历对小说的影响。对于《伤逝》和其他作品的对比分析强调了小说与其他相似作品的联系。对于《伤逝》中狗、油鸡的意象的分析，尤其是狗的名字的分析，太过于功利化，而没有看到阿随被扔掉后跑回来的坚强的一面和乐观的一面，应该适当的从好的方面来分析阿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