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骚和他的乡曲

杨骚和他的《乡曲》

卓如

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杨骚，原名杨维铨，福建漳州人。1900年1月19日生于漳州城南市街，不满周岁，就过继给一个比较富裕的堂叔做养子。养父是个读书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杨骚从小就受到影响，喜欢游览山水，寻访古迹；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也很有兴趣。小学毕业后，进入福建第二师范预科，后转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学。

青年时代的杨骚，受到了爱国思想的陶冶，在家乡常常听人讲到被割后的惨史，看到从跑回来的可怜同胞，他一心想当个救国英雄，收复。1918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华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补习英语、数学及理化等。那时他的志愿是学海军，预备学成归国，率领舰队打击侵略者。当时日本的海军学校进不去，他便改学矿业，想以“开矿救国”。可是准备了两年，仍然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加上身体不好，经济桔据，心情十分忧郁。这时，他认识了在日本留学的李初梨，两人情趣相投。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认为世间只有文学家的生命才长久、永存。在李初梨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

1921年，杨骚考入公费的东京高等师范，但是他对功课全无兴趣，就是喜欢看小说、诗歌．有时还非常热心看歌剧本。与此同时，他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新思潮的启发，开始习作诗歌，曾寄给上海《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几首诗后，他非常兴奋，这可以说是杨骚创作的最初起点。1923年国东京大地震，学校停学回国，次年初返回东京继续求学。同年10月写出诗剧《心曲》，表现一个青年在黑暗社会中的苦闷和对光明的追求，以及对纯洁爱情的天真渴慕。诗句优美，抒情气氛浓郁，但写得很朦胧。这部处

女作，直到1929年才由北新书局出版。

由于经济原因和对学习内容没有兴趣，不久杨骚就辍学回国。1925年夏赴新加坡，在道南小学教书，课余时常写作新诗，大多是表现不顾风浪险恶，飘洋过海，追求光明的主题。然而，“天上黑云多，地面阴影多，山里顽石多，人间苦痛多”，追求的结果只是失败、幻灭，诗人心中充满着愤慨和不平。还有一些以爱情为题材的诗篇．调子是凄苦的，思想内容较浅淡，受古典文学影响的痕迹也较明显。这个时期的诗作，后来大多收在《受难者的短曲》（1928年11月开明书店出版）中。

1927年冬，杨骚从南洋回国，专门从事创作。曾为《北新》、《奔流》、《语丝》等刊物撰稿。先后出版了剧本《迷雏》、《他的天使》等。这时期写的短诗，收在《春的感伤》（1933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里。其中《把梦拂开》一诗，明显表现出愿意丢掉幻想，扫除一切陈旧的东西，赤着膊，挺着胸，光着腿，加入的集体，跟上呐喊击杀的兄弟，泅过血腥的大海，把彼岸的炮垒毁坏。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诗人用坚定的态度表示愿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要摧毁旧世界，换个新的、美的世界，呼出了人民的心声，充满着的激情。尽管诗中对的斗争描写不具体，对未来新世界的思想也较抽象，但就坚持信仰，同旧世界决裂这一点来说，也是很可贵的。

在中国党领导下，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杨骚加入左联后，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各种活动。1932年9月，他和左联诗歌组的蒲风、穆木天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的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因而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这鲜明地表示中国诗歌会成立的

目的是要扫清当时笼罩诗坛的迷雾，提倡、开展现实主义新诗歌运动，把诗歌大众化体现到创作实践中、利用民歌、时调、儿歌等形式进行诗歌创作。杨骚在这方面也作了新的尝试。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这是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的发刊诗，表明了诗人共同的创作主张。杨骚积极实践这一主张，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迫切主题，努力反映时代的风貌，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扫去了往昔诗作中的朦胧气氛和感伤情调。1934年创作、1936年修改完成的长篇叙事诗《乡曲），堪称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全部创作中最值得称赞的篇章。它以朴素的形式，坚实的诗句，生动地表现了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旧中国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觉醒、斗争。诗篇通过农村妇女阿梅给城里的哥哥写信，展现了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干旱使得整个故乡田废地荒，全村的人吃草根、树叶，走投无路，而繁重的苛捐杂税吸尽了农民的心血和骨髓。阿梅实在活不下去，要和丈夫老三一起到城里来找哥哥。而觉醒了的农民老三，当村里的领头人、忠厚刚毅的阿福被官兵提去活活打死后，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毫不畏惧，东奔西走，揭露土豪劣绅勾结官兵，作威作福，压榨农民的罪恶：“他们指上闪耀的钻石是我们的汗滴；她们脸上鲜红的胭脂是我们的血液。他们吃的是我们的肉；她们穿的是我们的皮。我们终年在做活，但始终在饿……我们非捣烂吃人的他们这一窝。”点明了造成贫困

的根源在于阶级剥削，表达了摧毁这吃人制度的坚强决心。

黎明时，阿福的父亲林伯伯被迫走上死路，村里的人都异常悲痛、激愤，老三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材子骚动起来了，人群举起了锄头和铁锹：

成百整千的人头象山泉奔涌，

在那蜕蜒从村里走入镇上的路当中，

哦，这奔涌的洪水将冲破一切堤防，

哦，这巨大的流火将烧毁一切野原！

的群众冲到镇上，用锄头砸开了土豪的谷仓，农民的米袋里装满了粮食：“这是饿鬼们第一次吐出的恶气，是奴隶们第一次勇敢的叛逆，哦，是饿鬼们奴隶们第一次的胜利。”作者以雄伟的气势，展现出农民反抗斗争的怒潮，粗犷的诗行中，奔腾着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反抗的力量。

诗的末章，作者以沉痛的笔触，揭露了敌人的狡猾和凶残。土豪伪装投降，却暗中找来保安队，包围了的队伍，顿时声砰砰，的带头人老三了，反抗失败了。然而诗篇却形象地说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武装的反不了的，血的洗礼，唤起了千百万群众的觉醒。通过，阿梅的觉悟提高了，变得坚强了，她不再离开苦难的故乡，而要跟乡亲们一起，“打碎这乌黑的天地。”这钢铁般的誓言，反映了人民的潮流势不可挡。在派严酷统治的岁月里，在乌云压顶的恶劣环境中，写出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表明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大无畏的斗争勇气。

全诗结构完整，以事件的发展为序，分“写信”、“黎明”、“骚动”、“锄声”、“短简”五章，又以阿梅的信贯串全诗，开头和结尾两封信，清晰地反映出一个农村妇女觉醒的过程，“骚动”和“锄声”，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农村的现实。诗的格调高亢，刚健有力。尽管诗句的提炼不够，诗的意境、诗的韵味较差；但同他早期的那些低吟爱情，悲叹失恋的诗作相比，确是一个新的飞跃。

杨骚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他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参加上海各界慰问团，到宝山路一带前线慰问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热心于救亡工作，在报纸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和诗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时。他是宣言起草人之一，被选为常务理事，积极组织吓展救亡活动。不久，组织遭到派的破坏。他辗转到达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他主张在抗战中，“文要成阵，诗要成营”。这诗营

“只有统一的目标——抗战的大旗，只有统一的行动——拿笔杆当做杆用”。他热情地号召：

唱吧，昂然的诗人！

用你高音的喉咙，

多来一首“边区自卫军”，

唱破屈辱的和平梦！

吹吧，勇敢的喇叭手！

用你雄壮的宫商角微羽，

多来一条“义勇军进行曲”，

吹散妥协投降的空气！

扫吧，健康的小说家！

用你无情的铁笔，

多来一篇“华北烽火”，

扫荡敌人的兽迹！

演吧，团结的剧人！

用你钢般的阵容，

多来一出“战斗”，

演出我们的“民族光荣！”

他认为“文学是武器”，要让每个字都变成手榴弹，每杆笔都成为重机、高射炮。作家的心血应流在后方前方，诗人的呐喊要震动东洋西洋。1939年，他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战地，到中条山、太行山一带访问，经历了六个月的战地生活，跋涉万里，不仅为以后的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在途中和战地随时进

行创作，为宣传抗日发出了战斗的呐喊。

“皖南事变”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分散到东南亚去，揭露阴谋，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杨骚先疏散到，后到新加坡，主编闽侨总会的机关刊物《民潮》半月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参加了新加坡文化界组织的抗日保卫新马运动。1924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他随抗日文化界撒退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岁月里，尽管他精通日语，但他不说一句日本话，没有在侵略者面前露出一丝一毫的媚骨，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1946年6月他重返新加坡，到东岭中学教书，协助编辑《大战与南侨》一书。后来担任《生活报》的代总编辑兼副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对祖国的新生，时时表现出抑制不住的兴奋。1952年9月，他挈妻携子返回祖国，掸去身上的异乡尘土，就扑在渴望已久的祖国怀抱里，开始新的创造性的劳动。1953年杨骚到广州，参加华南的文学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曾回到福建的泉州、漳州一带农村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反映侨乡生活的作品，后因病未能如愿。他虽在病中，仍与洗东合作，写出了童话故事《苹果姑娘》，儿童独幕话剧《弟弟的“百宝箱”》。另外还在《作品》等刊物上发表短诗。1957年1月15日病逝于广州。作协广州分会的同志，举行了一个朴素庄严的仪式，把这位忠诚的爱国主义战

士

，

安

葬

在

广

州

银

河

公

墓。 1980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