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因其所特有的写实性及其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但是,《诗经》在其写实的基础上也不乏浪漫主义气息。
“窈窕淑女”,又有哪位男子不爱慕好逑呢?但《周南·关雎》中的那位男子不知是迫于世俗社会中“礼”的约束;还是因其本性羞涩,竟不敢向自己所爱慕的女子吐露心事。于是就只能朝思暮想,“寤寐求之”,最终却还是“求之不得”,继而就只能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在这里,诗人很夸张地写了男子的相思之苦,这男子甚至具有了高尔基所描述的那种“对新事物的期待、在新事物面前的惶恐、渴望认识新事物的那种烦躁不安的神经质的向往”。当然,在这位男子的眼中,“新事物”即是那位美好纯洁的少女。紧接着,那男子竟更加“神经质”地想象自己追求成功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幸福情景,然而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使诗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此外,《关雎》中交互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抒发了主人公的朝思暮想的情感,这与浪漫主义所强调的“抒情性”不磨而和。无论是夸张手法的运用,还是浪漫的想象,或是诗歌所具有的抒情性,都反应了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
在《诗经》中,不仅开篇的这一首《关雎》极具浪漫主义气息,其中的《秦风·蒹葭》、《郑风·溱洧》等其他一些爱情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其浪漫主义性质。其中《蒹葭》就是通过环境和人的描写叙述了一个浪漫的约会,营造了一种浪漫气氛,表现出浪漫主义气息。
《诗经》中,不仅仅只有爱情诗具有浪漫主义气息,其中的宗庙祭祀之乐虽是歌功颂德之作,但也不乏浪漫主义色彩。“诗三百”出现的年代,人们依旧还是“奉天命,敬鬼神”,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还是处于“童年”时期。因此,人们习惯于听神话,讲故事,将一切都附上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如《大雅》中的《生民》篇,虽然属于史诗,但又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其中后稷的身世就显得神奇荒幻:“上帝不宁,不康**,居然生子”,可谓是感天而生,充满了神话色彩。虽然史诗讲求写实,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神秘的气氛,才使得诗歌的艺术魅力大大增加。不仅《生民》,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目都显示出其“崇巫”之气,如《大明》、《绵》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明显的神学说教特色。而这种“崇巫”充满了如屈原诗歌中所具有的那种奇异的浪漫色彩。,无不具有浪漫主义气息。
因此,《诗经》不仅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具了浪漫主义风格,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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