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新论

石英

【摘 要】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自诞生以来就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因为被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文学家等予以各种维度的＂价值重构＂而显得众说纷纭。本文以其主旨究竟反映了什么思想为论题,通过对作品所＂喷散＂出的客观思想以及主要人物形象所遭遇的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丰富的心理活动等实事求是地分析,深入探求作者在该小说中表现的主观意图及其复杂性。%As one of the four masterpieces in Chinese classic novels,Heroes of the Marshes has aroused a variety of reviews for different dimensions＇ ＂value reconstructions＂ given by

politicians,historians,sociologists,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and

litterateurs,etc.in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y since its emergence.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of what idea on earth the purport of Heroes of the Marshes reflects,this paper gives a deep inquiry of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 and its complexity epitomized in this novel through th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analysis of objective thoughts ＂sprayed＂ from this novel,the historical events suffered by the main characters,the then historical setting,the varie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etc.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30)012 【总页数】4页(P1-4)

【关键词】古典文学;《水浒传》;主观意图;复杂性 【作 者】石英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北京朝阳10073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06

对于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其主题思想最传统也最经典的说法当然是反映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斗争，当然还有比较充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以我们今天的定义)尤其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善良人民包括不同阶层正直人士的残酷、欺凌与压榨。提高一点说，是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类定义一直贯穿于前的根据地和全国后的“”之前。所以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根据《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创作而成《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目。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却掀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批水浒”运动，就中被指斥为“反贪官不反皇帝”、“写招安的实质就是投降”等等，使原来多少年间的响当当的主题又一时陷入五里雾中……。

本文不想就《水浒传》的版本以及成书的时间等详作考据，因为那类常识许多人也略知。其中除了七十回本(实为七十一回本)为清人金圣叹所做手脚之外，而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则包括宋江等人受招安后分别征辽方腊与平田虎、王庆之类的情节，无非就是相互残杀而已。

撇开种种的枝节问题，本文欲集中于这部《水浒传》的主旨究竟反映了什么思想(并不以“已有”就不再细酌)而搜求本书作者的主观意图恐怕相当复杂，本人倾向于从作品所“喷散”出的客观思想加以尽求实事求是的分析。

传统中的所谓“农民”基本上是以揭竿造反为标志的。其实，在封建时代的揭

竿而起可依其宗旨目的与规模范围等有所分别:一种是在事之初或不久之后及比较鲜明地打出与皇帝老儿做对头的旗号，而且有的也一度推翻了前朝统治者暂时坐上了“龙位”，其中较早期的陈胜、吴广(中途失败)、黄巢(最后失败)等;较后时期的如李自成、洪秀全等。但是有的虽有某种口号，却并未明确亮出誓要夺取天下而改朝换代的宗旨，大都是“造反”后仅在较小范围内与统治者的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发生冲突与厮杀，而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即告失败。这一类在所谓“农民”中应占多数，其特征并不仅在其规模较小，更因其主旨不那么明晰，多带有被迫而起也更较被动的特点。我认为《水浒传》中所反映的晁盖、宋江据梁山水泊以对官军情事基本上应属后一种类，称其为“造反”应该是无话可说的(不论宋江为代表的一“派”如何辩称、也是如此)，然而，梁山中的哪一“派”在造反对抗后的宗旨都不是很明晰的。后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为了在古典文学中树立一个真正农民军与封建统治者做对头的典型，则将这些蓼儿洼的者们抬高了不少，似乎梁山泊就是一个农民政权的雏形而最终可以推翻腐朽的大宋王朝。其实就作品所反映出的基本倾向而言，他们中哪一位也没有恁般庞大的胃口与“野心”!许多人往往喜欢引用作品中黑旋风李逵的一些“浑话”:“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晁大哥做了大皇帝，宋大哥做了小皇帝”等等，借以证明这帮造反者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奔着夺得政权改朝换代去的，殊不知这不过是小说中一位特定人物的性格话语;何况每在他“胡言乱语”时，都要受到他的领路人宋江“你这厮”一类的呵斥，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李逵的“情绪宣泄”是没有本质上的代表性的。

那么，以宋江为代表的一些人始终打着反贪官反奸臣的旗号，内心则希图被招安，就是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层的主流意识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但是笔者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发掘其潜隐的主流意识却认为不是。这里不论作者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表面的或潜隐的，单纯的或复杂的，但不要忘了一个基本的论点，即形象大于思想。从《水浒传》所呈现给我们最初的人物活动和最具本质意义命运的人物乃至留给读

者印痕最深的那些人物形象来看，他们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与基本的属性，即突出的还是一个“逼”字，还是多少年留给后世的那个关键语——“逼上梁山”。这个“逼”，是货真价实的走投无路之“逼上”，是命运已处绝境仅余一线之路的“逼上”，是完全无辜与正直善良而遭飞来横祸或因正义反抗而致祸的“逼上”，是在那个时代走正路亦不可行，做好人亦不可得之“逼上”。符合上述标准和基本情况者有谁?不消过细盘点，即可历数出:林冲、武松、鲁智深、解珍、解宝乃至花荣等人;有的虽属因劫不义之财但仍含有反贪暴意义之晁盖、刘唐、阮氏三雄等人;有的虽属个人激愤或“打抱不平”而杀人的“逼上”，但从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考量仍有可以理解的因素，如雷横、石秀等人;有的是出于仗义为搭救无端遭害的友朋与官府作出最终而“逼上”，如戴宗、李逵、张顺等人;有的虽原为贵胄富户因主持正义而遭陷害最终“逼上”，如柴进等就是;有的最初虽不像落草但“时运”不济，辗转多舛最终还是被“逼上”，如杨志等人即属此类，至于宋江与杨志之类仍不同，他本属出于仗义而遭阎婆惜讹诈死逼，犯罪后理应被“逼上”，却仍不甘为“寇”，直至最后群雄闹江州从死神牙缝里被抢救出来，才不得不上山“替天行道”，表面视为“逼上”实则暂且栖身，进而“曲线归顺”。从潜隐的本质意义上说，宋江被“逼上”的因素虽很充足，主观上却时刻都幻想“下来”，再循另一条阶梯“上去”。其人虽也“仗义”，却始终身居客位，不肯全身“进入”，更不想深度涉水。从本质上说，他虽在表面上上了山，并身居实际上的首位头领，却算不得真正的“逼上”。再如那些朝廷命官、中上层将领、富甲一方的员外诸人(他们不仅数量上在一百单八员中占有不少等分，而且还很具有分量，多为马步军重要头领，甚至是“五虎上将”的等级)，彼等或则在与梁山军战败被俘，被“感化”而暂居水泊，如关胜、呼延灼等，有的是宋江、吴用用计“智赚”上山，如秦明、徐宁等，更有的干脆是用并不那么光彩的招儿短其退路而“拖”上山的，如卢俊义、朱全等，其中又以卢俊义的上山过程更为复杂，更加一言难尽。

如此说来，所谓梁山好汉的“逼上”，并不都是被真逼的，大致可分为:有的是誓死上山，有的是勉强上山，有的则是暂时栖身再谋进取，甚至也不排除以梁山实力为资本，作为日后接受皇上招安讨价还价的条件。当然，豪无疑问，苦大仇深，对奸贼当权者怀有切肤之痛的林冲等人自然反对招安;对奸佞恶霸认识深透极少幻想的武松、鲁智深等人当然也不赞成招安;对本来就出身草根民众，从未想过当官以求荣的阮氏三兄弟等对招安天然没有兴趣;还有不少，本来就一直与官家权贵、财主恶霸形成冤家对头(而且自在惯了)的分子也不肯定对招安不会有什么兴趣。尽管如此，根据《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还是一百回本)的结局，所谓的梁山好汉们还是被招安了，说白了就是归顺了朝廷。

“文章”中曾经有段一种说法是“《水浒传》的好处是写了投降”，当然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观点的批判性结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深刻教训的反话，从教化意义上讲不能说是不对的。

然而，笔者却认为，从某个方面抽出的一种结论还不能代表全书，尤其是所有鲜活形象提供给我们的基本思想，更不能囊括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活动所反映的本质意识，应该说这是最实事求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笔者所谓的“新说”，虽然不仅指区别真正意义的“逼上”与非真正意义的“逼上”，但“新说”却必得从真正意义上被“逼上”那些人说起。

非真正意义上“逼上”者暂不说他，要说的是那些真正被逼上、誓死不下梁山的中坚分子们。他们上了梁山的下一步又要做什么?从作品中的人物言行提供我们的，基本是避祸以坚守;再就是为防侵扰而清扫远近的危险据点乃至城池(如祝家庄、曾头市、东昌府、东平府等等);还有对抗并击退官军的进剿，同样是为了自身有限目的之必需。至于这类坚守派有多少人，比例有多大，反正绝不仅是“苦大仇深”，有切肤之痛的那几位代表人物;即使并无多少思考的更普通的成员中，也有一种朴素的直觉:只有山寨不破，水泊能安，现有的生存条件就能保全;即使不求大举

出击，亦可维持局面，纵然是在一个小范围内与“官家”分庭抗礼，也足以使他们无可奈何!在这类人物成分中，昔日的猎户解珍、解宝是，“开山元老”朱贵、杜迁、宋万又何尝不是如此。作品中对后一类人物并未更多地交代其背景来历，但完全可以推想:他们或因一贫如洗计无着，或因遭遇灾祸而无处栖身，才与当日“白衣秀士”王伦寻得了这块苟安之地落草。如果能够长期坚守而无剧烈变动最符合他们的具体处境的。

应该说，在坚守中，林冲、武松、鲁智深等是较有清醒头脑的，但是就是他们，也没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图王霸业、改朝换代的政治理想和“雄心壮志”，就是“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不错，林冲至死也未泯报仇恨之心，他与高俅等奸霸之辈永远是不共戴天的。武、鲁等人从自身的体验中，再也不会对权奸心存半点幻想，却也都没有彻底推翻赵宋皇帝以改天换地的想法。至于李逵，如前述，他的那些“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莽汉话语在梁山诸人中是没有多少应和者的。实际上，他同时还是归顺招安派代表宋江的本质崇拜者;从总的方面讲，他是跟着“宋大哥”走的。过去的一些评论者多认定李逵为“阶级觉悟最高”“性最强”，其实还是缺乏更全面的冷静分析的。逵者，其鲁言莽语作为人物个性而言是颇有价值的，但从梁山泊政治意识角度分析是没有多少代表性的，因而意义也小。

如果我们单从宋江为代表的终归被招安的趋向得逞了，就以此结局认定归顺朝廷乃是《水浒传》的主流意识，那就未免太表面化，也不失肤浅了些。这正如从李逵说了几句直欲推翻赵宋王朝的话，便认为梁山也有一派力量真的在步黄巢后尘或为李自成、洪秀全前躯呢。这两种表现，不仅都够不上梁山泊主流意识，就连部分人的明确想法也够不上。而真正的主流意识不仅应从某种悲剧结局上看，还要看一些主要人物，特别是“完整命运”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与他们相似、相近或有共鸣的更多的人是怎么表现的。我所说的小说中的有“完整命运”的人物当然首推林冲、武松、鲁智深(以往还有宋十回和石回合的说法)。其次就是“智劫生辰纲”中的晁

盖、刘唐、阮氏三雄等一组人;再者还有另外一组及个体上山者的有共同点的成员。过去有的评论者在提到林、武、鲁等人的“完整命运”时，只解释为是当初说书人话本基础的存留，今天看来，我以为正是这些人的经历和意识支撑起了《水浒传》的主题框架。甚至还可以说，武松鲁智深等人最初没有直接上梁山，也不仅仅是作者的构思安排所需，潜隐地也反映出这些人的某种自主意识，也难怪当他们后来汇融于梁山后，其表现似乎大减光彩，这也不仅仅是最初说书人的自然结构所致。至于林冲，他在最早期即无奈上山，此又当别论。这些人所反映出的与官府分庭抗礼的割据立场，扎寨以自保，至少达到不被官军吃掉，在此基础上徐图进展的清醒意识，我作了一番粗略统计，不仅在成员质量上占主流，而在人数上亦可占到一半以上。在这方面，梁山的首创者，包括白衣秀士王伦，大体上也都属于此类。 由此可见，自秦以来封建时代的造反者，不仅是那些有图王霸业、改朝换代雄心的队伍及其首领，还有更多的大大小小被迫铤而走险，造反。然而始终缺乏明确的“政纲”与长远的目标，纵然他们有的纵横数省持续经年，最后还不免以失败而告终。我同样是在这方面做过粗略的统计，这类造反者如以“起”计，应是占多数的。

小说《水浒传》所反映的梁山者们的主导倾向和主流意识则在大似中更为独特。他们实际上是在北宋末年那个奸恶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被逼无奈，割据一方，面对官府，以武力求保全，说白了是融会了义士、侠客、武者、政治落难的知识分子、下层手工业者和农耕、渔猎等三教贫民为主体的不大不小的乌托邦。他们期望稳固安定，自立自强，不再受制于人而利益共享。但其实，他们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从初期的州官派兵进剿到皇朝一级大军讨伐，加以官家爪牙、地方恶势力滋扰袭击总无宁日。事实上，他们起码的可保自安的“理想”也难以真正实现，因为，从本质上说，对赵宫家而言，他们还是造反的“贼寇”，这是绝对难容的。退一步说，即使侥幸存在，再过若干年，北方游牧民

族骁敌金、元南侵，也不会容许他们安生。

但不管怎么说，梁山泊造反者的主流意识，既不是仅凭某种概念定性为打天下，志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武装，也不是总体走向招安投降的悲鸣一伙。他们并非个别，因为历史上有此揭竿对抗的同类，却有很独特，他们个性鲜明，阅历曲折，有其自主的主流意义。因为本书是小说，是以形象告诉读者，他们为了什么，都做了些什么。水泊梁山绝非某种概念的产物，用这顶帽子或那顶帽子下一个简单的结论，都不适合。笔者所称的“坚守派”，也不是从其主体表现中归结出来的，而不论他们宣称了与否。这也是笔者题目中所言的“新说”之真啼所在。

不过，一言以蔽之说这种意识就是“乌托邦”也还是绝对了些，因为也不是绝对行不通的自保抗击强敌的一种形式，最典型的例证是:距梁山泊军之后一百多年的南宋之末至亡国后，四川合川钓鱼城军合抗击蒙元入侵的骁骑，他们据险固寨，军民一面抗敌，一面在山上种植并打造军械，自保自立，一直坚守了三十六年之久，就连敌酋蒙哥汗也中炮死于山下。如果不是最后一代守将王立开门降元，军民尚能坚守到何时，实难预料。因此，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坚守派也非绝对不可行的一厢情愿。当然，就总体而言，小小的局部坚守如要持久确实很难，但作为一种生存意识，甚至是一种特定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封建重归下，生存维艰的农民和小有产者及其知识层代表的一种企愿，还是很值得重视的。

最后，从人性角度关照一下梁山泊坚守者的成员也不无意义。他们从战略上缺乏远见，少政治目标是事实，但这些人在人气上比较“干净”不乏豪气与正直的心地。如果不是万分被逼无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不会落草为寇。但从做人准则和道德角度上，大都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考量标准。以早期主要头领晁盖为例，他虽在众人中有一定威望，但在上山后特别是事业做大后，即提不出下一步明确的口号与“政纲”，显得义气有余而方略滞涩。这就难怪早怀此意的宋江适时提出了“为了众家兄弟的前程”，接受招安是唯一的出路，这对心怀“封妻萌子”谋些名位的成

员来说当然是极具吸引力。“”中之流在所谓“评法批儒”中影射晁盖是哪个，宋江又是哪个，那实在是为了达到“四人帮”的政治目的搞的一套把戏，与从具体人物出发，从形象分析入手进行实事求是的裁定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我们也看到，盖虽在目标与谋略上有所欠缺，但在坚守的立场与做人的厚重上却是无可指摘的。至于林冲直至宋江上山后始终历经战阵，凡重大对垒皆有林教头的身影，从无畏葸私心，可谓德重艺高于一身，还有拼命三郎石秀，虽在杀嫂(潘巧云)一节上历来为评者认为忒残忍了，实则如以当时道德观念之，该石多出于为防结拜兄长可能遭害而一并出手。但自上梁山后，凡探明祝家庄、大名府劫法场情急中自楼上一跃而下，皆体现了一种义无反顾的舍命精神。等等。由此可见，凡梁山泊中原则立场之坚守不移者，从人性角度上亦多闪射着正气之光。两者之间往往是统一的。与此相对照的又以另类人物燕青(小乙)，从作品的艺术形象看亦较丰满，有若干灵活现之笔，对主人卢俊义也很忠忱，但此人后来的作为基本上是充当招安信使的角色，很难说有什么正义感人的力量。尽管坚守者们最终没有占上风(加之小说又“安排”了晁盖中箭身亡)，但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多为中坚力量)，在原则立场与人性光色上几百年来在读者中有良好的口碑，深刻的印象。传统的爱僧倾向常常并不以最终成败论英雄。何况宋江代表的招安“派”，尽管实现了致力的目标，但到头来搞得一个个地死去，统治者等于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所以招安“派”也算不上是什么“赢家”。

从人性角度上再加剖析，也可算是坚守山寨水泊以抗的主流意识的一种“副料”吧!

【相关文献】

［1］邵子华.关于《水浒传》生命哲学的研究［J］.东方丛刊，2009，(3):218-229.

［2］许并生，宋大琦.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8，(1):111-119.

［3］李时人.《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J］.求是学刊，2007，(1):94-105.

［4］葛成民.《水浒传》与梁山泊文化渊源［J］.山会科学，1998，(3):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