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第４期虑，即便是生病住院期间，仍笔耕不辍，对《城市志》纂修工作的最终顺利完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城市志》纂修指导方针的确定。与史学论著不同，志书纂修的主要目的是供后来使用者查阅、检索，因而其最大特点是资料性、叙述性。因此，隗瀛涛先生从一开始便指出，《城市志》的纂修必须要实现五大转变，即：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主转入至以清代城市史研究为主；从以研究地方城市史为主转入研究全国城市史为主；从论述体转向记事本末体；从重史论转入到重史事；从纵横议论转入到基本上述而不作，力争将志书的史学性、著述性、资料性、检索性融为一体。隗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方式的五大转变成为后来指导《城市志》项目组工作的基本方针。《城市志》项目组历时五年，先后收集资料数千万字，整理资料长编数百万字，并对清代城市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先后写出数十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清史・城市志》的编纂。其次，《城市志》纂修体例体裁的决定。由于此前二十四史与各类志书中皆无专门的《城市志》之设置，因此，作为一个全新的项目，《城市志》的体例体裁应如何确定，对项目组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此，在广泛倾听典志组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原则，《城市志》项目组确定了按照城市类型分设篇章、按照所述事务的不同而于各章节下分设目。经过数易其稿，最终确定了《城市志》的大纲与纂述体例体裁。第三，《城市志》纂修过程中，为统一项目组的研究指导思想、研究进度与共同解决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隗瀛涛先生每周皆按时主持召开项目组成员工作会议。在会上，除通报典志组的最新信息与工作要求以外，并要求项目组成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及问题，由项目组共同商议解决。即使已身患重病，对于项目组成员所完成的每一篇初稿，隗瀛涛先生都要亲自审稿，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一一指出，以保证初稿的质量，直至因病去世。尽管隗瀛涛先生在《城市志》尚未正式结题之前便因病辞世，留下无尽的遗憾，但是他为《清史・城市志》纂修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隗瀛涛先生对《清史・城市志》纂修的认真态度及严谨精神将激励项目组其他同志继续不断努力，高质量完成纂修工作，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隗瀛涛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谯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隗瀛涛先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高度关注，１９５７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科研工作。此后数十年问，始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广泛收集资料，深入钻研，成果颇丰，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一、辛亥史研究的开拓创新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主要以政治史、农民战争史为主题。隗先生在研究与之相关的课题同时，开始关注辛亥和四川保路运动史，率先将研究重点转移至四川辛亥史研究方面，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走出了一条新路子。１９６１年，隗先生写成《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历史教学》１９６１年２期）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同年秋，武汉举行全国性辛亥５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收入会内外论文３２篇，作者简介：谯珊（１９７４一），女，贵州遵义人。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副教授。１１万方数据四川大学学报（－ｙ学社会科学版）近５０万字，隗先生的《四川保路运动》一文亦被收入。辛亥５０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代表了当时国内辛亥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隗先生同期参会的大批学者如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吴雁南、张磊等，后来都成为辛亥研究的中坚力量，并成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学者。１９７６年，隗先生应邀参加由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持的《辛亥史》编写工作，担任中册第一主编。该书于１９８０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辛亥的巨著，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辛亥史研究篇幅最长、体例观念最新、最系统的专著。隗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卷，不仅资料翔实，而且突破了前人的框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辛亥史》作为建国３５周年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孙中山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隗先生还研究了辛亥时期的重要人物邹容，撰写了人物传记《邹容》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辛亥的论文。辛亥７０周年之际，隗先生与赵清先生合作编写了《四川辛亥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一书，全面搜集了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１３年四川谘议局、保路运动、四川各地、四川地方志和辛亥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史料，向从事辛亥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提供了详细的研究资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隗先生继续进行辛亥史研究，主持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辛亥与四川社会”，并于辛亥８０周年前夕推出了《辛亥与四川社会》（２５万字，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一书。该书将“区域研究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考察相结合，从近代的新角度探讨四川辛亥。注重区域社会的综合考察，从农村、城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人口、社团、会党、教育、知识群体、地方自治等多方面去科学地论证辛亥革以以小及大，由近及远来加深对中国辛亥是１２万方数据总第１６９期一场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为解释有的外国学者和学者对此一认识的疑问提供参考。巩３１隗先生对辛亥史研究的新拓展，将辛亥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学术界评价为“新领域、新特色”［扪。二、以现代化的新视角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由于受“两个过程”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局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方面，教学科研也以运动史为主，忽略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的一面。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事业的进步，历史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动向：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牵动了历史研究的现代化变革；历史研究向贴近现实、贴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运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促使历史学界更注意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力图探求历史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结合点。隗先生敏锐地把握这一时代脉搏，认为现代化是一种观念，一种看问题的视角。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只有站到新的制高点，从新的视角看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才能有所开拓，有所前进‘４］１２｝１２４。隗先生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近代社会，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即近代史时期），中国确是发生过一个畸形的、不充分的早期现代化过程”［ｑ１２５。这个过程由鸦片战争开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出现了新式工业，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航运、金融业等，并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２．向西方学习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中国陆续出现了留学生运动，新式学堂，产生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３．出现了一批近代化比较突出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４．从政治上看，开始了从传统的政治领导向现代化政治领导的转变过程‘４］１２争１２６。隗先生通过深入思考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虽然并未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但早期现代化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主流。以现代化的角度观察历史，能较全面地认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命时期的四川社会，改变了过去一些史学论著的单一模式”［２］。隗先生认为：“四川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内陆省区的史实，通过对它的研究，可其在中国所起的不自觉的历史作用与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过程及其意义。因而，近代史研究“很有必要用现代化理论，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理解这个方向，把握历史的主流，，［４］１２６。隗先生后来的诸多著述，如《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等著作正是贯穿了他的这一重要学术观点。现代化是理解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但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如何去研究近代历史，又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此，隗先生提出：“历史上的现代化过程是多面的，复杂的。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历史：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要注意研究政治、文化、军事、社会；既要注意研究全国，也要研究区域；要研究农村，也要研究城市；要研究中国，也要研究外国。这就促使研究工作跨出单一的模式，朝着整体性、综合性、全方位、多角度发展。眦４］１２７循此思路，隗先生进一步提出城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窗口，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把钥匙。城市集中了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多种因素、多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与冲突。西方势力与新经济、新阶级、新思想文化主要出现在城市，新事物、新信息、新观念大多发生在城市。而近代中国进步运动总是在城市酝酿，在城市开始的（主义运动产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因而，可以看成是研究近代历史新动向、新变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枢纽工程。其意义在于，研究城市有利于揭示旧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而城市研究必须研究城镇体系、城市腹地、城乡关系，也就是研究不同的区域，大而至于全国Ｃ４１１纠勰。在此认识基础上，１９９０年代以后，隗先生奋力从事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里开创出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并取得若干突出成就。对此，罗志田先生曾评价说：隗先生“具有随‘世变’而进的前瞻学术眼光，能摸着时代的脉搏，也看得相当远，，［引。三、将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隗先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之初，即遇上持续十年之久的“”浩劫，时势不允许任何人遥逍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之外，不管是为了求发展抑或是求生存，都得响应“要关心国家万方数据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大事”的号召参加这场运动。隗先生在这场大中无意抛头露面，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头脑。但却因与同事在家门口议论时事，不免对造反派有不恭顺之言辞，被称为四川大学“桃林三家村”的“掌柜”，视为保皇第三线而遭到不公正待遇。“”触及人的灵魂，既考验了人，也促使人去反思和展望。“”结束后，隗先生深刻认识到，应在思想工作上扶正去邪，以高尚的情操重塑人的灵魂。并且认为，作为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的教师，主动负担起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使教学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加强社会效应的途径。隗先生遂决定发挥专业所长，从爱国主义教育人手，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这一优良传统，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源泉，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大力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加强人民的团结，集中人民的意志，克服思想的混乱，为四化建设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因而，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间，隗先生本着心，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讲课和专题报告，运用中国近代史知识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他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成都、重庆、自贡、阿坝、武汉、贵阳等２０多个市、县，向厂矿学生、机关干部、官兵、科研人员等宣讲中国近代史１３０多场次，直接听众达十余万史故事．，也不是简单的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运用历史知识宣传以爱国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以达到思想教育的效果。在报告中，隗先生总能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富于激情的语言，唤起人们的爱国热忱。因讲课非常精彩，激情挥洒，时有“北有李燕杰，南有隗瀛涛”之说［６］。１９８２年６月４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事迹后，许多关心祖国命运的同行和朋友们对隗先生的工作表示了赞扬和支持。后隗先生写成发表在《光明日报》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２日第三版以及在从事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四川省授予的省劳动模范称号。】３一位历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人Ｈ硒。隗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等同于讲历报道了隗先生结合近代史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了解祖国的过去，更爱祖国的今天》的文章，上。次年，隗先生以一颗中华赤子的爱国之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１６９期隗先生与同行们编写了《／ｋ十年的苦难与奋斗》（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巨人身上的镣铐》（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爱国主义教育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等书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并且撰写了《四川近代文物与爱国主义教育》（《四川文物》１９８４年４期）、《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青年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中国电力教育》１９８８年１期）等弘扬爱国主义的文章。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四川政协报》连载了隗先生的《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隗先生从事爱国主义教育，从理性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爱国主义的一些看法。１９８９年，隗先生主持了国家教委下达的国家社会科学“六五”重点课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其最终成果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１９９０年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２年，隗先生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但仍未放弃学术研究，与他的历届弟子们共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２００３年，《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天地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一书出版，成为隗先生最后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隗瀛涛先生与中国地方史研究范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中国地方史研究虽然历时已久，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却是近３０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早在１９６０年代初，隗瀛涛先生就开始了四川地方史的研究，成为国内最早推动中国地方史研究发展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对地方史专门学科的建立和理论方法的探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著名的中国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创新，对于中国地方史学科的创立以及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１９８１年，先生的重要代表著作《四川保路运动史》正式出版，该书以宏富的第一手资料，在系统地论述四川保路运动史实的基础上，就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和作用、性质和特点、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资产阶级派的作用、农民和会党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相当建树的学术见解，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国“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的名著”，是地方史“扩大和深入的先声”，“在同类著作中堪称领先地位，，［７１。隗瀛涛先生在致力于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的同时，１４还对近代四川地方史作了系统研究。在义和团运动、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四川近代教案、四川会党等重要课题都取得一些开创性的成果。隗瀛涛先生不仅是国内最早开拓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长期从事中国地方史研究中，还提出了对该学科奠基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思想，其研究成果具有为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发展提供“范式”的意义。１９９１年，辛亥８０周年之际，隗瀛涛先生主编的《辛亥与四川社会》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将地方史与辛亥史研究相结合，将区域研究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考察相结合，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四川辛亥；同时尤其注重社会的综合考察，从农村、城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人口、社团、会党、教育、知识群体、地方自治等多方面系统研究辛亥时期的四川社会。隗先生在该成果中所体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正如辛亥史专家李喜所教授指出：“该书改变了过去一些史学论著的单一模式，展现的是一幅多彩的辛亥时期四川社会的风情画，这对于从区域社会方面研究辛亥史是一大贡献。，，［２］作者简介：范瑛（１９７６一），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讲师。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