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轨迹

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轨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金熙德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日本正加紧构筑面向21世纪的对外

战略。值此时刻，对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演变进程作一总结，对

分析和把握其未来演变趋势不无裨益。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日本基本上处于以中国

为中心、以朝贡与册封为纽带的东亚“华夷体系”的边缘。19世

纪中叶以来，在“西力东渐”的过程中，日本把外交坐标的主轴

迅速移向西方，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在西方列强中占据了一

席之地，形成了以“脱亚入欧”为理念、以“主权线”“利益线

”理论为依据、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军事扩张路线，走上了

侵略中国和朝鲜、图谋独霸东亚的道路。

1945年的战败和被占领，宣告了近代以来日本军事扩张路线

的彻底破产。经过约7年的被占领期，日本重新形成了“以日美关

系为基轴”、“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其基本内容包

括：在安全上主要依赖美国，辅之以有限度的自主武装，放弃对

外军事手段和集体自卫权；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低姿态”，在重

大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把主要外交资源投入到经济领域，以对

外援助等经济方式为主要外交手段。

从广义上说，日本在50年代初期确立“日美基轴”与“经济

中心”的战后外交路线以来，就已进入了新的外交转折进程。但

从狭义上说，日本外交的新转折的进程是于80年代中期正式启动

的。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潮期，90年代后半期日本外交调

整进程进入了新的探索期。与明治维新和二战以后两次重大外交

调整相比，日本外交的新调整具有如下显著特点：前两次调整是

在“外压”与“内忧”之下经过较短时期而完成的，当前新外交

调整的条件和时间都比前两次宽松得多，日本有可能较更自主地

、从容地构筑面向21世纪的对外战略。

日本究竟要成为何种政治大国，要发挥何种国际作用？围绕

这一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思潮。一方面，从

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论”到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反

映着争当政治大国的共同志向，但其具体内容反映着不同时期的

各自特点。另一方面，武村正义的“小国论”则继承了石桥湛山

以来的“小国主义”和战后以来的和平主义的传统；船桥洋一的

“文民大国论”，提倡日本的国际贡献应侧重于非军事领域。这

些主张都与前一种方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两种基本模式以

外，日本还存在着左、右两方面的更为激进的主张，反映着非武

装中立和平主义路线和军事大国路线的尖锐对立。

如何对待对美关系和对其他国家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战略

调整的主要焦点。战后已过半个多世纪，驻日美军基地却依然“

健在”，在如北约野蛮轰炸科索沃等事关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上

，以及在如东亚经济圈等事关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日本

外交一再作出了看美国眼色行事的被动反应。80年代末以来，日

本出现了“脱美入亚”、“既不入美也不入亚”、“入美入亚”

、“亲美入亚”等种种主张，但如何对待美国、如何对待亚洲这

一“日本外交的永久课题”尚未见圆满的答案。

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将与解决下列问题的能力与进展成正比

：（1）摆脱历史问题的束缚；2）彻底完成“战后处理”；（3）

把握对美关系和对亚关系的平衡；（4）在解决贫困和环境问题方

面发挥国际作用；（5）在取信于周边国家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国

际作用。

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方向与步伐，将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定

向和对外关系定位的一系列趋势。当前，日本外交面临着如下主

要课题：是坚持和平发展路线，还是走向军事大国？如何处理坚

持日美基轴与外交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能否消除日美安全同盟与

对其他国家关系之间的冲突？怎样对待西方价值观与发展中国家

实际社会状况之间的差异？这一调整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依然充满未知数的进程。

1、政治的发展

政党 1955年以前基本上由自由党、民主党及其他保守党联合或轮流执政。1955年11月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后，形成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局面。1989年自民党受到利库路特股票行贿丑闻及反对征收消费税的冲击，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首相竹下登和宇野宗佑先后被迫引咎辞职。8月海部俊树出任首相。1991年11月宫泽喜一继任首相 。1992年8月以后，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等人的权钱交易丑闻陆续被揭发，受到在野党猛烈抨击，金丸信引咎辞职，退出政界，导致自民党内讧以致分裂，国民对自民党的支持江河日下。1993 年8月，自民党在选举中惨败。新党领袖细川护熙出任首相，组成联合内阁，结束了自民党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局面。1994 年6月，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出任首相。1996 年1月，自民党领袖桥本龙太郎 当选为首相。

政治 日本政治制度由天皇专制制度转变国虚君议会内阁制。虚君议会内阁制是议会君主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本质特征是：议会享有完全的立法权，政府对议会负责，天皇

只是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不掌实权的一种政权形式。1947年5月实施的现行《日本国宪法》规定 ：实行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不具有国政的权能。在位明仁天皇1989年1月7日即位，年号平成。宪法还规定：“永远放弃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雅马哈公司 东京日本国会大厦 松下电器厂

2、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 日本于1955年完成经济重建后，在 20年的长时期里，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对外经援、金融、债权、贸易和GNP 大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后渐转入低增长，但速度仍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986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后，开始注重调整经济结构，试图将经济结构从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经济再次出现较高增长。在1987～1991 年4年多时间里，国民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 5％，成为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景气。但自1991年下半年起，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经济出现衰退，1992年进一步加剧，全年增长率仅 1.5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早于1968年即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随着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苏联的解体，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0年代的8％，上升到1990年的 14％。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海外的纯资产为5136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主要贸易出口大国和对外援助大国。1992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424.68万亿日元。同年外汇储备727.88亿美元。货币单位日元，汇率为111日元兑1美元（东京外汇市场1993年平均汇率）。

资源相对贫乏 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主要

物资依赖进口的程度：煤 92.9 ％，石油99.7 ％，天然气 96.1 ％，铜 99％，锌矿 65.4 ％，铅矿82.8％，镍矿、铁矿、磷矿、铝矾土均为100％。森林面积 2462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65％，但木材 73.9 ％靠进口，为世界上进口木材最多的国家。水力资源甚丰，水力发电约占总发电量9.1％，近海水产资源丰富。

工业高度发达 日本工业70年代以家电、汽车为主；那时已开始提出调整产业结构的设想，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逐步转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80年代加快了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1986年，电子工业产值已超过汽车工业而成为日本第一大产业，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

中日外贸快速增长 1990年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只有61亿美元，1995年超过200亿美元。日本从中国大陆的进口增长更大，1995 年增加到 345 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30.3％，双方贸易额总额增长了25 ％，达到579 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增长幅度。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1995 年 达到63亿美元，约占本对外投资额的6％。日本的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1993年贸易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8％。出口额仅次于美、德，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汽车、化工产品、钢铁、电子产品等；进口主要是食品、木材、煤炭、原油、铁矿石、石油产品、天然气、有色金属等。美国、德国、韩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法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为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

日本的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屡占世界第一。主要投资地区依次为：北美、欧洲、亚洲、中南美、大洋洲。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第一，具有明治维新以来近80年的经济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国民财富损失了25.4%，留存的财富相当于1935年的101.4%，其中，

生产资料相当于1935年的163%，工业用机器更是相当于1935年的180.6%。第二，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和扶持政策。第三，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第四，日本政府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贸易立国战略 科技立国战略。

第五，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人是日本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第六，重视科学技术，不断进行技术革新。

3、军事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军全部被解散，美军对日实行单独占领。1954年开始建立陆、海、空自卫队，并实行一系列扩军计划。1976年制订《 防卫计划大纲 》，提出1977年以后的防卫设想和扩军方针：保持均衡发展的防卫态势，坚持 重视质量的 建军原则，使之独立应付有限的小规模战争

1957年日本政府制订国防基本方针，其主要内容为：①支持联合国行动，谋求国际协调，实现世界和平。②安定民生，提高爱国心，确立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③根据自身情况，在自卫所必需范围内有效渐进地增强防卫力量。④对外部入侵，在将来联合国能够有效地阻止之前，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加以对付。根据上述方针，日本还制订了一些基本军事政策，主要是：在和平宪法下，实行专守防卫，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坚持日美安全体制，确保文官统制，遵守非核三原则，自主地有节制地增强防御力量。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已对其军事政策进行调整，军费多次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1991 年派遣自卫队赴海湾参加多国部队的扫雷活动，又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驻柬维持和平行动。首相对自卫队拥有最高指挥监督权。有关安全保障事宜的决策机关是安全保障会议，由首相、外相、藏相、内阁官房长官、经济企划厅长官及指定 1 名国务大臣组成，首相任主席。内阁设防卫厅，长官由文职人员担任，受首相之命，通过海陆空三军幕僚长(参谋长)

统帅陆海空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防卫厅长官的辅助机构，负责拟订和调整三军的作战、训练和后勤补给计划，搜集分析军事情报。

日本2005年版防卫白皮书认为，中国谋求军事现代化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中国军费的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连续17年增长率超过10％。中国军队通过核潜艇等加强在外海的活动，与油气田等的开发相配合，推进了海军的远洋化。防卫白皮书将在8月上旬提交内阁会议讨论。

4、对外战略的发展

第一阶段：听命外交时期

1950年日本外务省《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明确提出：以美国为靠山、与美国结盟，与西方国家协调，振兴贸易，反对共产主义，但不反对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外交方针。 战后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其外交“基础”，近年重视亚洲外交，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及欧共体的协调和合作，同时积极发展同中国、东盟的关系，努力改善日俄关系。关心朝鲜半岛局势，在朝鲜核问题上谋求同中、韩、美加强合作。日本政府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外交的重点着眼点，努力提高外交自主性。1951年9月，日本同美、英、法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1956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联合国；1952年4月，日本加入国际货基金组织；1955年9日，日本正式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1957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培育国力唯一办法是以和平的经济力量向外发展”。

第二阶段：经济外交时期

日本政府推行经济外交的主要做法：

(1)以战争赔偿为突破口，重点向东南亚进而向整个亚洲渗透和扩张。

(2)与西方工业国家协调关系，争取加入先进国行列。

第三阶段：多边自主外交时期

1972年7月，田中内阁提出“多边自主外交”战略，即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发展日中友好，联合第三世界，同苏联抗衡。日本于1972年9月29日同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签署了联合公报；次年互设大使馆。1978年双方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顺利发展。1993年双边贸易额为390.3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53.8％ 。日本已成为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 ，中国成为日本第二 大贸易对象国 。截至1993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达5173项，协议金额 71.6 亿美元，实际投入43亿美元。1997年11月李鹏总理访日。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在《中日联合宣言》中宣布双方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对双边关系的定位。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

第四阶段：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

1992年日本明确提出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印度等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要求改组安理会的共同提案。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 “终战”诏书：“举国一致，子孙相传，坚定志操，誓期发挥国体之精华，而后于世界之潮流。中曾根康弘

“战后政治总决算” ，就是公开向战后的“政治禁区”挑战，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彻

底清算不适应日本走向国际社会的政治体制和国民意识，改变日本“纯经济大国”的形象，确立新的国家战略。 大搞联合国外交，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立足亚太，争当亚太地区的政治大国。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立足亚太，首先成为左右亚太局势的地区性政治大国；积极谋求提高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争取挤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主要做法：首先、培育日本国民谋求政治大国的意识；其次，直接以军事方式介入国际事务；第三，调整日美关系，摆脱日本的屈从地位；第四，使用经济手段以发挥政治影响。

人民观察：日本的外交之变

庞中英

2004年2月10日，是日本俄罗斯战争开战100周年。这是日本对外关系发生巨变的时刻。这一罪恶的战争是日本与俄罗斯为了争夺中国满洲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展开的。该次战争严重影响了以后的东亚历史。日俄战争前两年，英国与日本正式订立盟约，日本在远东的大国地位得到即使是当时的世界霸主的不列颠的承认。日本战争沙皇俄罗斯，更加标志着日本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列强。日本的战争崛起，使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快了侵略和奴役中国、朝鲜半岛的进程。

整整100年来，日本经历了战败、美国占领、民主化、经济重建的过程。这里，我们略过沉重的历史，从现实出发，看看日本的外交大动向。

笔者总的观点是，今天的日本对外政策又处在一个转变阶段的开端上。一方面，日美关系空前强化，另一方面，二战后一度有效制约日本重新武装的和平主义政治力量趋弱，放弃《日本宪法》关键的和平条款的要求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内支持，其主要理由居然是为

了所谓适应“国际社会的现实”。日本对外政策到底向何处去？

从2003年以来，两大重要的外部因素即朝鲜核武器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使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更加突出。

在伊拉克危机和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自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对美国布什政府大力支持。这一立场和政策有利于日本首相小泉的国内政治地位，去年底小泉政府在大选中得以连任。在日本主战和反战两大力量的辩论声中，日本决定出资5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的重建，而今年伊始，日本自卫队终于抵达战后的伊拉克，日本国会则在执政党的主导下，为日本向伊拉克派兵作了背书。由此，不仅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美国副国务卿最近访日时“高度”评价日本向伊拉克派兵），而且小泉政府似乎离二战留下的历史阴影越来越远。

朝鲜核武器问题更是如此。日本已经把朝鲜当作是其潜在的重大威胁。自从2002年所谓朝鲜“承认拥有秘密的核武器计划”和日本首相小泉“历史性地”访问平壤以来，日本利用这一国际问题，加快了转换其安全观和改变其安全政策的步伐。

人们也许还记得，2003年初，日本防卫厅长官提议，如果有证据表明朝鲜正准备对日本发动毁灭性的袭击，日本应该考虑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一年来，先发制人似乎成了东京的普遍讨论话题。日本变得咄咄逼人，甚至，一些日本政治家公开谈论过去是“禁忌”的日本应该形成核武威慑。

日本现任外相川口顺子最近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实际上说明了日本外交政策变化的两个深层理由：

第一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国家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与冷战时代不同，冷战后“形形色色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开始自由发表自我主张，有的诉诸暴力，试图实现自我主张，结果导致恐怖活动频发。”“这些新威胁对日本的利益和日本国民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日本周边存在暗示‘自己拥有核武器’的危险国家。因此，我们既要应对恐怖袭击这一新威胁，也要对付旧威胁。”

第二是，“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所起所用的变化”。这位外相没有详细说明这里的国际社会指的是什么，而是用了“维持日美同盟关系”来加以解释。“作为拥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日美两国是共同思考国际社会问题并进行合作的可靠伙伴。看来，所谓“国际社会的要求”主要是美国的要求。正是美国要求日本支持它在伊拉克的政策和行动，也正是美国要求日本在朝鲜核问题多边会谈中发挥作用。

著名的美国《对外政策》双月刊在今年第一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在伊拉克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日本正在把以下两大战略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与美国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独立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安全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或者“完全依赖美国”已经不够了。从长远的角度看，日本“既要依赖美国，又要变得更加独立”。

这位美国评论家的分析也许点到日本外交之变的要害处。

上述日本外相的文章指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是超级大国，但美国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解决恐怖问题。日本提供合作，美国就可以做各种事情。”“如果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实行改革，日本准备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表明，未来日本官方的外交政策方向是明确的。仍然主要借助美国之力，同时发展独立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能力。

我们看到，日本为了做到这些，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在军事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规模，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日本军队软件和硬件方开发，甚至有意愿建立核威慑能力（这是与今天日本参加解除朝鲜核武装的谈判背道而驰的）。在政治上，在国内消除和平主义者的反对，甚至不惜强化对没有受到正确历史教育的新生代“爱国主义教育”（有的日本和平团体批评政府的举动等于是“‘强行灌输军国主义’的战前教育”）。在外交上，除了一直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外，日本也加快了摆脱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负担的步伐，做法当然不是真正反省历史和对历史承担责任，而只是诸如向东帝汶派遣和平部队那样的表面作为，以此说明日本已经摇身一变为“抛弃了帝国主义的历史”的、“维护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国家。

伊拉克问题和朝鲜问题都还处在演变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型，怕是还不能过早下结论。日本国内政治也不那么简单，和平主义不可能就这样淡出历史，无论如何，尽管历史过去了60年，日本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趋于独立性的任何战略举动，最终受制的还是美国，日本一些领先的学者，对这一关键点都有理性的认识。关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日本也一时半会摆脱不了它在亚洲的军国主义过去。

总之，日本对外政策正处在重要的转变时刻。这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及其影响非非常值得我们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