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艺术人生智慧

——周裕锴教授在四川大学的演讲

文章作者：周裕锴 来源：光明日报 2015-6-12 14: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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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锴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古典文献学等专业博士生导师。

■演讲人：周裕锴 ■地点：四川大学 ■时间：2015年4月

非常荣幸地受到光明讲坛的邀请，给大家讲讲我心目中的文化巨人——苏轼。 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经历过晚唐长期的战乱，宋王朝建立之后就致力于文化复兴，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代积累，逐渐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里面有一段话，“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此可见，这两位著名国学大师都不约而同地把宋代看作文化的高峰。

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苏轼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诗是苏黄并称作为宋诗的代表，词有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另外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而他的绘画又是文人画的代表。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这说明文化的意义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别的，他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被后人所认可，所以在流传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 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他曾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是苏轼为僧人龙井辩才做的一篇祭文。辩才大师属佛教天台宗，苏轼既喜欢天台宗又喜欢禅宗，当时两宗之间互相有矛盾，所以苏轼在写这篇祭文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

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苏轼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两位文豪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苏轼还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而愤怒，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后来王安石政治上的失败，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听不进批评意见。他的新法成了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人性的尊严

苏轼爱好玩乐，却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作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这个故事见于苏轼弟弟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苏轼本传》，少年时就受到这样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苏轼在几篇文章中都流露过这样的思想。比如《张文定公墓志铭》里的最后一段写道“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就是说，一个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一定是为人民之道。一个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哪个君王有道我们就为哪个君王服务。而秦汉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从焚书坑儒开始，很多文学家成为了帝王豢养的人。所以苏轼认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君王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区区仆臣，以得为喜”，皇帝赏赐一个官职就感到非常高兴，人

格萎缩、失去底线，就会变成“功利之趋，谤毁是逃”。苏轼认为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哪怕是“谤毁”也要勇于承担。

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苏轼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苏轼说话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思堂记》里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语言发自于我的内心，如果吐出来就得罪人，但吞进去就得罪了自己。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他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至哉？”作为一个君子，本能的反应就是对善事就喜欢，对恶事就厌恶，这还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会想到怎样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复的思考犹豫，私心杂念就会萌生。所以苏轼就说“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福祸，则吾有命矣”，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

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就是怎样变得油滑世故，怎样见人说三分话，或者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而苏轼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觉的厌恶和喜好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潇洒，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的兴趣，而追求内心人格的升华。

下面的这两句诗虽然是写给年轻朋友的，但也是苏轼的自画像，叫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的诗书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文化品位越高，气质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妆、修饰而得来。我们评价一个人，可以说漂亮，但也会说很有气质，漂亮是外在的，气质则是内在的。所以中国要建成一个文化大国，就要在内在气质方面有所开拓。例如国人出境旅游，衣着光鲜阔气，但做出的许多不雅行为却暴露出素质问题。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弃了内在的升华。这种内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严，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超然的审美

苏轼在《宝绘堂记》里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作为一个君子，我们可以把精神寄托在某件东西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于地留意这件东西。这个“物”是对我们人生有好处的“物”。他说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比如年轻人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就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就是最美好的东西你都不会感到快乐，因为你过分注意它了，

你想占有它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一种怕失去的担心。因为你得到了尤物后就怕失去它，成了心病，就得不到快乐。苏轼说“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圣人也喜欢五色、五音和五味以及驰骋田猎，这四者没有问题，主要是看对待它们的人是什么态度。接着苏轼又举了几个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刘备喜欢结髦、魏晋名士嵇康喜欢打铁，另一个名士阮孚喜欢蜡屐。这些爱好在一般人看来很无聊，但是他们各自却很喜欢，从中得到了快乐。苏轼又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他说书画就是最好的艺术，书画使人感到愉悦，但书画仍可以使人产生病，为什么呢？我们说对于书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欣赏者的态度，书画可以使我们感到很多审美的愉悦，但另外一种是收藏家的态度，收藏家拍卖坊的态度，平时都把书画卷起来藏起来，就是作为一种财富，这样书画就成了人的负担，而且不光有负担，还可能造成灾祸。“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这就是留意于物的后果。近年我国反腐取得很大成就，查处的很多贪官就是如此，很多东西并未欣赏，只是埋藏起来或者收藏在家，结果呢？自己“害其国”，也“凶其身”，锒铛入狱。一个人一辈子很多财物对你来说没有价值，最有价值的是快乐，什么可以使你快乐？还是财富，但这个财富是精神的财富，它比物质的财富不知道可贵多少。现在有一些青年人比较追求物质方面的财富，但我还是要劝告大家，腹有诗书气自华。有时候如果过分留意于物，殊不知人生短暂，那些东西实际上对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当然这不是说一点钱财都不要，基本的生活资料还是需要的。

下面讲苏轼潇洒的人生。即他超然的审美态度，是如何使他的人生过得非常潇洒的。 苏轼著名的《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苏轼写《赤壁赋》的时候是以一个带罪之身写的，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我们审美的对象，而不是欲望所要占有的对象。 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给人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比如《定风波》这首词，写自然天气变化，同时又暗示人生遭遇。人一生有很多风雨，但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外在的风雨都不足为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乐观地坚守道义和人生的立场。

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这与唐代被贬的韩愈柳宗元相比，

人格境界就高出许多。苏轼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苏轼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 智慧的观照

苏轼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的智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苏轼在此提出了这种困境，但是他解决这个困境却是在另外的地方。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大的立场，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场上，重新来看庐山。我们设想庐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赏假山的时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的很清楚，这就是宇宙的立场，一种散点的透视，一种以大观小的立场。这种以大观小的立场来自《华严经》，《华严经》里讲站在大千世界的立场来看每一个微尘，每一个微尘里面又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小中蕴大，以大观小，所以苏轼看庐山的时候可以跳出庐山。

还有一个人生的困境是我们怎样对待人生短暂的问题。不舍昼夜，这是儒家的看法。而佛家有另外一种看法。《楞严经》讲波斯匿王62岁时问佛说，现在我已经62岁了，人生过得真快，一下子我的皮肤都皱了。佛反问他，你看过恒河吗？波斯匿王说，我三岁的时候就看过恒河了。佛问，现在看恒河跟你三岁看恒河有什么不同？波斯匿王回答说，现在的感觉和三岁时看的感觉一样，恒河还是那个恒河。佛说，对了，虽然你由三岁变成老人，但你看到的恒河是不生不灭的，一点没有减少，一点没有增加，还是不变的。可见，对待人生，如果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人生就是一个永远不生不灭的状态。《赤壁赋》就倾诉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当年赤壁战场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况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话锋一转，苏轼对客说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不断流淌，月亮不停地阴晴圆缺，天地还没有一瞬间那么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从不变的立场去观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暂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样了。

苏轼这样的思想是受到了东晋高僧僧肇的论著《肇论》的启发。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说，“东坡水月之喻，盖自《肇论》得之，所谓不迁义也。”《肇论》中说，“不迁，故虽往而常静”，我们以不迁的态度来看，任何事物在变化的时候都是在静态的。如果我们以变化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静态的东西它都是变化的，哪怕我们现在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因为地球在动，我们也在动，就像蚂蚁在磨盘上一样，磨盘在动，蚂蚁实际上也在动。所以，僧肇说“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风其实是一种静态的，江河不断奔流，但实际上是不流的，尘埃在飘的时候也是不动的，日月每天在天上东升西落，实际上并没有循回。由此可见，苏轼的思想是有佛教来源的，这个来源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智慧。

苏轼在写作时提倡一种自由的写作态度，所以他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可以滔滔不绝地写出很多生动的比喻。他曾经评价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

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对于文人来说，写作都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的过程，必然王国就是艺术的必然规律，自然王国是对这种规律完全的突破或驾驭。苏轼这一段话就提到了艺术的自由与规则问题。他说自己的文章写出来就像泉水冒出来一样。灵感的泉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冒出来，形成了小溪之后就涛涛汩汩形成江河。这个水冒出来并不是泛滥，像洪水一样冲毁一切，而是有自己的规则的，即“随物赋形”。水是液体，它的形态取决于装它的器皿。水装在一个圆的罐子里就是圆的，装在方形的箱子里就是方的，水在江河里就随着河道而行，所以水是随物赋形，什么样的事物承受它，水就变成什么样。苏轼的文章也是随物赋形，没有特定的规律，怎么写要看描写的对象是什么，抒发的感情是什么，论述的道理是什么，他根据这些来选择自己书写的方式。所以苏轼的文章是最自由的，他不仅可以写政论文，写那些哲学论文和史论史评，他也写了很多小品，写生活中的小事。他说“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说该写的时候就写，写完了就停止，如是而已。苏轼提倡的文风就是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写作跟自由的心灵有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桎梏，受到压抑，还可以写出这样自由的东西。所以，苏轼给我们最震撼的就是自由人格的力量。 会通的艺术

苏轼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他具备一种认识艺术，认识人生的共通眼光。我们看苏轼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话，这三段有名的话在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艺术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段是“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共同的艺术规律。他的绘画是主张写意的画，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画，如果一个人论画的时候要看画的像不像，这个人的见解就跟儿童差不多。一个艺术家要看精神意韵而不是形象本身。“赋诗必此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写诗都要给一个题目，始终围绕题目来写。如果是要从离不离题来判断一个诗人的诗写的好不好，这个人就不懂诗。苏轼就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冲破他的题目来写。苏轼在诗与画不同艺术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艺术，而“清新”就是有创新又天真的艺术。

第二段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就是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有两派学者曾经争论，有一派说王维的诗哪一句中是诗中有画，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此构成了一幅绘画。另外一派认为诗和画本来是不同的艺术，诗中不可能有画。但这些争论其实都忘记了一个事实，王维自己的诗中有没有画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和欣赏王维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维自己的诗画本身具有那样的诗中有画的素质，而是苏轼从王维的诗中听出了画，从王维的画中看出了诗。我们知道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诗歌是听觉的意识，因为诗是吟诵的，而画是视觉的意识。苏轼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这在佛教来看是“六根互动”，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从诗中看见画，画中看见诗。

第三段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从杜甫的诗中看到画的因素，从韩干的画中看到诗的因素，这句话影响很大，后来出现“有声画”、“无声诗”、“无色画”、“有形诗”等种种说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赏艺术品。

苏轼还有一句话：“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对于画家来说各种绘画的规律也是相同的，但是后来绘画分了工笔画、水墨画和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画就变得很糟糕了，所以苏轼认为古时的名医不别老少，而曹、吴之画，不择人物。曹不兴是三国时的画家，他的画是“衣不出水”，衣服裹的很紧。而吴道子的画是很有力道，即“吴带当风”。总之，会通各门艺术，在各种艺术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是苏轼的一贯思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方铭：怎样读《楚辞》

文章作者：方铭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5-6-3 1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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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辞》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从宽泛的意义说，把《楚辞》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说错。《隋书·经籍志》指出：“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30多年前，我从国学大师吴林伯先生问学。吴先生早年亲炙大宗师马一浮先生。吴先生尝从容谈及马一浮先生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出入诸子史记，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马先生命吴先生以《文心雕龙》为一生治学重点，并说集部也只有《楚辞》与《文心雕龙》等少数几部著作值得学者以毕生精力去钻研。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楚辞》情兼雅怨，文极声貌，影响深远，并对历代读楚辞人的境界做了分类：“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这是说读者如果仅仅从楚辞中学到艳辞、山川、香草之“奇”之“华”，这不过是掌握了《楚辞》之末，而《楚辞》之本在于“鸿裁”，即其“贞（正）”与“实”。《楚辞》忠实地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是屈原及楚辞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

读《楚辞》，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这样的作品。而《离骚》在楚辞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后代有人把《离骚》称为《离骚经》，其他作品都称为《离骚经》之传。如果从《楚辞》中其他作品都体现了如《离骚》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价值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适发表了《读楚辞》一文，他认为，《楚辞》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进而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不幸历史，然后可以“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家之可以有恢复的希望”。胡适意欲把《楚辞》停留在“文学兴味”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面，显然是受来自于西洋的“文学”学科概念的影响。如果以此观念阅读《楚辞》，《楚辞》就只剩下刘勰所批评的艳辞、山川、香草之“奇”“华”了。相对而言，梁启超先生对屈原的理解，对我们认识屈原和阅读《楚辞》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题为《屈原研究》的讲演，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自杀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强调屈原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这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价值取向的观点。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屈原的价值，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我们又是通过屈原的作品了解的。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没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创作了作品，也可能没有机会流传下来；即使侥幸流传下来，也可能不会有这么久远的生命力。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的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是《楚辞》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力量源泉。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史记·秦始皇世家》载山东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联齐抗秦、杀张仪以泄愤，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都不敢接受。 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环境和想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的纠结，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屈原悲剧命运的根源。

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的蜕变，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战国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自己的坚守。而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体现了他坚守底线的人生境界。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坚守的政治家的样板。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其所动，《论语·阳货》载因孔子不愿出来工作，阳货攻击孔子“怀其宝而迷其邦”是“不仁”，“好从事而亟失时”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在乱世求富贵，必然会成为坏人帮凶。因此，孔子的坚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体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过，司马迁理解儒家的坚守，他说：“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求见秦孝公，先说帝道，再说王道，三说霸道，四说“以强国之术”。帝道指五帝时代的“天下为公”和“大同”价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为标志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价值观，霸道指春秋时期的仁政理想，强国之术指战国时期的弱肉强食。《韩非子·五蠹》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史记·天官书》所谓“顺之胜，逆之败”。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而强国之术是他认为的最为下下之术，但因为秦孝公认为帝王之道“久远，吾不能待”，商鞅就投孝公所好。《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推介统一之主张。秦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合纵，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不能“知止”“慎独”，把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选择了根据君主的需求来提供产品的人生价值。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做正确的事”作为人生的底线来坚守。

屈原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屈原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这就使他与同时代的打着改革旗号的势利之徒划清了界限。

自汉代以来，人们从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中就发现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认为屈原具有“爱国”情怀。屈原的爱国情怀表现为对楚国昏庸和奸诈的政治家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抛弃，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因而是有正义性的，所以是有价值的。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屈

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就有了科学的立场。

屈原是在一个缺少公平性，丧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楚辞》的价值正在于完整地表现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寻。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孔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有人认为屈原比孔子更伟大，虽然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更伟大的地位。孔子是个胸怀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他同时代和以后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古代人关于孔子是“圣人”，屈原是“贤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司马迁、刘勰以来，中国古代文人肯定《楚辞》为“奇文”的同时，又积极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载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价值，这个传统，对正确把握屈原及《楚辞》的价值，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读《楚辞》，不仅仅是为了“酌奇”与“玩华”，更是为了学习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