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在清帝国山东省兴起,继而发展至京畿地区,最终引发了一场
几乎席卷中国北方的民变运动——义和团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清帝国的老百姓和用悍不畏死的精神向中国亦向世界最后一次顽强的展示了中国传统余毒的力量,企图以此来抵制洋人,阻止中国学习西方“奇技淫巧”,阻止中国的近代化的步伐,也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终究不过是近代化车轮碾压下的一粒石子,在近代化的冲击之下,最终消散,成为20世纪到来时的一次向世界发出的警钟。
说来话长,中国并不情愿近代化,但在屈辱中打开中国大门,并被迫走向近
代化,这是多多少少带着些许的不情愿,而强大的工业文明则无情的碾过原本还想苟延残喘的农耕文明,致使最先接触到工业文明的小农,在西方物美价廉上片的冲击之下失去营生,并且难以找到更好的甚至是难以找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因此而迁怒于西方的工业文明。
洋人以其傲慢无礼的姿态凌驾在中国百姓之上,他们是战争胜利的受益者,
但这很显然还不够,他们要成为这个看起来愚昧无知且冥顽不灵的国家的精神上的引道者。在上帝面前可以说“看那,多么伟大的事业,使得几万万人都归顺我主,而这皆源于我的指引。”不过,中国人自有其敬畏的东西,各种五花八门的神仙他们都会敬畏,唯独对于西方来的这个神却不怎么感兴趣。洋人原本满心欢喜且以盛气凌人的姿态来到中国传教,但这时却只剩下盛气凌人了。但宗教教徒的虔诚感让他们不能放弃,虽然说其中不乏目无法纪为非作歹的洋教士在中国作威作福,但是依然有怀着济世救人的想法来到中国传教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原本民教冲突一直存在,洋人夺民地盖教堂,民众毁教堂盖神庙,双方时有
冲突。一般情况下,大清帝国的惧怕洋人,这是自然的,因而一般地方官会将这种事情压下来,倘压不下来,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灾祸。中国的百姓虽不畏惧洋人,但是畏惧。因而一般这种事情还可以解决,若事情闹大,则以百姓请客赔礼道歉了事,官府也有可能拿出部分银两用做解决事情的方法。因是涉及到洋人的事情,就需要谨慎处理,不可出一点马虎。但前文说过,若这深得传统士大夫的精髓,将传统余毒作为其信念,那事情的发展便可能朝着不可控且非常危险的方向走去了。
再重说到义和团,这原本也只是正常的民教冲突,与其他地方发生的并无太
大差异,洋人夺神庙建教堂,百姓和洋人起冲突,这本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情。但不巧,当时山东大旱,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农民种地,但天大旱,农民无庄稼可种,闲人愈多则愈容易引发一些问题。大量的农民聚在一起打拳以保卫神庙,威慑洋人。后来一些人认为天不下雨就是洋人毁坏玉皇庙引起了神的不满。不过,偶有降雨,则农民又都散去回家种地去了(详情请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当时山东巡抚李秉衡,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眼中,很符合他们的标准的。但他并没有灵敏的嗅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预见可能会发生的大问题。采取了相对保守却后患很大的所谓“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问其匪不匪,不问其拳不拳”,这其实就助长了当地百姓的活动,他们乐观的认为清帝国是支持他们的,再加上“保清灭洋”“顺清灭洋”等口号,也让清帝国中的传统士大夫认为民心可用。后来,李秉衡被调离,但接替李的却是和李持相同态度甚至是更仇视样人的毓贤。这就使得山东的义和拳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进一步发展。这一场因民教冲突引发的问题,终于进一步扩大,面对这种情况列强虽然发布了照会,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却并未做过多的回应,反而在诱导民众,收编民团。
在这种对于百姓而言极好的政治环境中,百姓积压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他们仇视洋人,洋教,继而仇视和洋人相关的一切外来事物,工业化,近代化在这场运动中都遭到冲击。不同的阶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怀着不同想法,做一些过激的行为。农民仇视洋人,上层亦敌视西方给中国带来的亘古未有的变化。将几千年来形成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地位的观念踩在了脚下,他们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被迫打开国门,但翻遍中国传统古籍经典却找不出如何来处理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恰好在在一时期,农动的兴起,也就成为了他们利用民众以报私怨的工具。当然,可能也有一少部分的上层是真的不愿意醒来,依然酣睡于古老的中世纪,而企图以所谓农民的降神附体的方法,在中国传统的神魔、志怪、传说中寻找刀不入的方法,并且想以此来获得对洋人战争的胜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深受传统经典洗礼,并且想一直沉睡于传统中的那一批人。而稍有近代化思想,或者稍稍睁开眼的帝国,他们则或多或少的对这场运动持一种鄙夷的态度,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北方的时候,这一批地
方大员尽量避免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受到冲击。
当时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是深深明白这场农动扩大下去的后果
的,却由于和洋人的私怨以及对洋人预人家事的怨恨,想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所以一方面,支持农动,冲击使馆和西什库大教堂,另一方面又暗中示意保护,在泄私怨的同时给自己留下后路,只可惜数以万计的农民和部分帝国的士兵,以及洋教士则成为了她玩弄权术的牺牲品。而这场运动的结束,也使得大清帝国进一步的被列强控制,终于在列强的面前跪下,甚至连抬头的勇气也没有了,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更加不平等的待遇。
说到中国百姓,前文已提到,面对洋教士的盛气凌人,帝国的官府不能成为
他们的依靠,而民教冲突也往往以百姓受到更大的损害宣告结束。这使得百姓非常不满,既然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机构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自然的将目光放到了他们所熟知的另一方面——演义传说。他们借助古人忠义两全铁面无私的传说,希冀他们成为现实中不公的仲裁者。面对西方的火器,则借助刀不入,降神附体的方式为自己打气壮胆和提供力量,用来和西方火器相对抗,由于知识和眼界的,降神附体,刀不入的方式,则是最直接也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解决对策了。他们大部分人对于这种方式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这显然超越了他们的认知,那么自然只有可能的是,西方也借鉴了神秘力量,因此还需要破坏洋人他们的神秘法术。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部分拳民不是手持刀火器,而是提着屎尿壶,黑狗血冲向西方的现代化,然后可悲的死去。
这场农动,帝国的和百姓不畏惧强敌,不畏惧生死,大量拳民死于
和联军的冲突之下,大量帝国,王族也以死殉道,传达自己的理想信念。但是有意思的是百姓虽不畏惧死忘,却惧怕古老帝国缓慢地近代化,并且想以这种牺牲精神来阻止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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