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林
依稀清楚的记得研究生入学时第一次观看《彷徨--回眸百年中医》在看到中医药在抗击非典时发挥了在外人看来近乎神奇的疗效时的激动心情,却也为在非典爆发的初始阶段中医处于迟迟无法介入救治的尴尬境界而感到深深的愤闷与无奈,更为在运用中医完全战胜非典后,有关部门在举行庆功大会时却未曾邀请一个中医人员参加大会而感到深深的痛心与讽刺!作为一个中医学子,无数的疑问凝聚在我的心头,让我久久难以释怀,是谁让中医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是谁在非典爆发的初始阶段作出不让中医介入抢救工作的方针?非典的到来给普遍疯狂迷恋抗生素、激素的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知有关部门是否有所感悟?在成功控制住非典疫情后,为什么中医仍无出席庆功大会的机会?如果在未来再次面临未知的疫情时,中医又会是何种境地?种种的疑问,我该向谁要答案?为了寻找到答案,我反复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具原创性的中医,形成于大约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到了今天,西医已经逐渐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中医其实也成为了西医化的中医,原本的传统中医已经很难看到了,即将成为文化标本的中医,在非典面前,却突然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神奇的光芒。”主持人轻描淡写的说着这些话,但在我听来却是无比的心酸,我想中医还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作为新一代的中医学子,特别是岐黄国医书院的学子,任重而道远!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用西医治疗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首选,而关于中医似乎已经很难被人们想起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曾在一段时间内缺乏自信,缺乏民族自信!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已经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的健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医已经成功治愈了非典等不计其数的疾病的实事面前,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有不少人在怀疑中医是不是科学的,并为此而争论不休,更为可笑的是那些已经实实在在被中医所治愈的人当中居然有不少人持有“中医虽然治愈了我,但我依然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这样的观点。我想,中医虽然治愈了你的身体,但你极度缺乏民族自信及近乎迷信的崇洋媚外的心病却非中医所能治愈!即使是像孙中山、梁启超这样的名人也未能给中医以足够公平公正的姿态,梁启超在西医院被西医误切了健康的肾脏后,不但阻拦家属去怪罪西医,更是亲自撰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声明应该要以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西医科学!我不知道如果反过来,当时出错的假设是个中医,又会引起怎么样的漩涡?你们又何曾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过中医?自甲午战争失败后,确实是有一大批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来救国图强,但由于当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而无知的幻想着以废除中医来作为引进西方科学的途径,牺牲了
已经为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医,对广大民众未来的医疗与健康来说,这绝对是不幸的!
2003年,在非典爆发的那个春天,恐慌似乎笼罩了广州、北京等各地,特别是当西医的抗生素、激素失去治疗效果的情况下,更是为这种未知的疫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只是这面纱带给我们的不是惊喜而是惊慌!当看到一个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在面对已经全面爆发的这种未见过的,非典型的肺炎时,他找到广东省中医药的院长说出:“中医的机遇来了,挑战也来了!”时,心里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感动,他的这种民族自信让人振奋!作为中医泰斗的邓铁涛教授第一个提出停止使用抗生素和激素,改用纯中医疗方案,邓铁涛教授运用他渊博而夯实的中医药知识,运用中医的诊疗思维,以常衡变,真正发挥了中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髓,通过辨证,广州的中医界开具了以“仙方活命饮”加减为主的处方,几天后,奇迹出现了,出现在常人看来近乎神奇的疗效!一时间,中医算是以一种“出人头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民众面前,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WHO、北京、等相继专门派出专家组前往广州考察,更是请求派遣中医前往当地支援治疗,虽是如此,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医在面对西医时,似乎就“矮人一截”,加上派遣的中医大多比较年轻,让不少人心里疑虑着那些西医专家会听中医的吗?听到这样的话,我想任何一个中医人心里都会是满满的难受与无奈,但对中医的信心却不容
他人践踏,中医也以它特有的疗效回报了所有从事中医事业的中医人及广大黎民百姓,事实证明年轻中医同样能扛起大梁!
说起中西医之间的斗争及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的争论,余云袖的《灵素商兑》和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著作,加上在以为代表的等国民别有用心的下,自此中医的发展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2006年,中医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单,但如果仅仅只是将中医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保护或者只是在博物馆里保留几本《伤寒杂病论》之类的典籍,来向后代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者只是让它存在于韩剧《大长今》里(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不懂得珍惜,也只有等失去了或为他国他人所窃取后,才有点感觉,但仍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与醒悟,其实又何止是中医面临这样的境遇,太多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不到珍惜,连端午节都要等被韩国抢去才顾得上说那是我们的,而行动呢?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凡是国内的传统节日,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节日的迹象,反而是像圣诞节等洋节日,大街上各大商店、广场上张灯结彩,一派歌舞升平,你说我们的小孩看到这样的对比,他们能知道到底哪些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呢?那么,这样的导向应该怪谁呢?各大电视台现今的节目毫无营养,这样的导向,又岂是靠我们这样的个人所能改变的,其实ZF该有所作为的!),想想这样的未来,或许我们自己都无法释然!
在茫然追逐精神寄托的今天,我们忽然发现,其实那些年近百岁的中医老大夫们,已经步履蹒跚的为这些精神抗争了很多年!1983年时任副的徐向前元帅在广州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同时还伴有心脏病,广州的有很多著名的西医,都使用了各种方法,却始终无法让徐帅退烧,邓铁涛当时只是作为一名中医参加了会诊,没有能够参与到治疗当中,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徐向前的夫人坚持说让邓铁涛来试一试,据邓老回忆当时开的药方是小柴胡汤加减,徐帅服药三四个小时候烧便退了下来,后面再服了几味中药徐帅的病慢慢就痊愈了,当徐帅问邓老有什么要求。邓老看到广东的中医越来越少了,担心再过十年就没中医了,说:“我没什么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关心一下中医,带封信给。”正是这封信使得搁置多年的成立中医药管理局的提案再次被提上议程,并最终于1986年12月正式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在听到要收编、精简中医药管理局的消息时,邓铁涛、方药中、何任、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这8位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联名上书党,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这便是著名的“上书”!在视频的最后,邓老说:“作为一个中医,眼看我们这个国家的瑰宝要丢失了,作为一个公民,我又是个,所以不能够让我们的国宝随便扔了,那我们是犯罪啊,要受到历史的批判!”每当看到这些,看到一个个已经是白发斑斑的老头,却依然心系中医,依然在为中医的发展而奋斗着,我的内心充满着感激与敬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诚
地感谢你们为中医所作出的贡献,我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我对你们的崇敬与赞叹,历史和人民应该记住你们!作为年轻一代的中医学子,特别是岐黄国医书院的学子,我们任重而道远,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接过你们肩上的这个担子!也不知是从何时起,心中突然有了个愿望:奢望着此生能为中医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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