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July,2015 第35卷第4期 Journal of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V01.35 No.4 “百花文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疏离 李少恒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幼儿教育系,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崛起于上世纪50年代文坛的“百花文学”,虽然前后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便宣告终结,但却成为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和存在。这股文学创作潮流,蕴含着对于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干预和批判、 对于新社会人际关系的揭示、对于爱情的呼唤与追寻、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疏离。 关键词:“百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疏离;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15)o4—0064—06 当代文学已逾六十年的曲折历程中,建国初期 的这批作品,借助文学艺术的方式,揭示了具有重 “百花文学”的迅速崛起与不幸终结,成为一个独 大缺陷和弊端的现实政治,不仅会成为孳生官僚主 特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这一文流所 义的温床,严重地阻挠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与民族的 包含的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人道主义的思想内 复兴,而且还会造成人性的异化与精神的创伤。这 涵、艺术创新的激情与活力,不仅打破了建国之后 是年轻的作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干预和批判,对于社 文坛上层层的规范和戒律,而且带来了一股求新求 会生活中时弊的揭示与折射,从而体现出了丰富深 异、勇于变革的生命气息,也为当代文学留下了最 刻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为珍贵的青春记忆。“百花文学”中充满了对于现 新闻记者出于职业的热情和敏感性,有 实政治的干预和批判,对于新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 感于国家经济建设中诸多的不和谐与阴暗面,因此 不断变异的深刻揭示,对于真诚的爱情和人性尊严 创作了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异常真实地透 的呼唤与追寻,对于普通人生存困境和生活状态的 视出了潜藏在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官僚主义乱 忧虑和思考。这些勇于揭发时弊、关注社会缺陷的 象。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与 声音,汇聚成了一股企图挣脱政治束缚的改革力 “新闻特写”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上 量,使文学又一次开始向自身艰难的回归,表现出 世纪50年代,的写作并非苛求“真人真 了与此前大相径庭的崭新风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事”的新闻特写,而是容许概括、虚构的“研究 形成了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极大的消解与 性”特写。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的《在桥梁 疏离。 工地上》(也许还包括之后影响更大的《本报内部消息》) 显然继承了新文学时期“问题小说”的创作传 一、对于现实政治的干预和批判 统和方法,闪现出了思想和启蒙主义的理性之 光。实际上,作家“写作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报道某 在领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鼓励之下, 些真实的人物、事件,而在与读者一起捕捉和讨论 一批青年作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以高度的社会 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 ” 以激起社会广 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 泛的警惕与反思。苏联作家奥维奇金也曾经阐述过 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 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这类特写所表述的“事实的准 建设的消极现象以及政治经济上存在着的弊 确性只在所描写的现象的本质,而在其他方面,作 端。”[11”一年之后,作品由“鲜花”不幸沦为“毒 者的手也像在其他任何一种体裁里并不受束缚。”p 草”的悲剧命运充分说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类似于小说家张天翼在上世纪30年代对于 幻想通过文学去影响和干预政治,不仅是徒劳的, “抗战官僚”华威先生的批判和讽刺,同样 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出自青年作家之手 以主人公罗立正这样一个官僚主义的典型形象为切 收稿日期:2015—04—23 作者简介:李少恒(1984一),男(回族),河南开封人,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幼儿教育系讲师,硕士。 64 人口。然而,作家却在批判官僚主义阴暗面的叙事 过程中巧妙地插入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的往事: “我记忆里的罗立正,是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扛 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走在京汉路沿线的那 个人。多少次晚间,我们在帐篷旁边烧起一个火 堆,一边烘烤着湿透了的衣裳,一面海阔天空地闲 扯……”战争岁月的苦难与艰辛,锻造了罗立正作 为者生命的意志、精神的力量和英雄的本色, 性”这一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和创作主题。 总之,这篇敢于批判和暴露新中国政治生活中 阴暗面的作品,“体现了年轻作家们高度的政治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它们对现实生活矛盾和冲突的 暴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文学以歌颂为主的创作禁 区,打破了僵化教条的创作模式,发挥了文学的社 会批判功能,完成了文学内容的多种探索与尝 试o”l51 使他升腾起对于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与想象:“等 仗打完了,我还要修桥,……把技术好好摸摸,带 二、对于新社会人际关系的揭示 上一批人,机器——那时候准有机器啦,到黄河、 长江上把大桥一个个地架起来!”此时此刻,在主 人公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个宏大而美好的理想, 那就是“造桥”,不仅仅能造出“最漂亮、像条带 子”的石拱桥,而且“能在黄河、长江上造一座钢 拱桥……”,罗立正“似乎为自己的幻想害羞,轻 轻地笑了。火光照着他红红的脸,发亮的眼睛 ……”这是一个经过战火洗礼的者最为质朴而 深情的豪言壮语,充盈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英雄主 义与乐观主义的情怀,也表现出了对于“现代 性”、对于建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与向往。 然而建国之后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却使主人公 褪去了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芒,很快蜕变为一 个自私、平庸、无所作为的新生代官僚。作家这样 描述已经身为桥梁队长的罗立正:“回顾这几年成 绩的时候,他并不是不感到骄傲,疲乏的脸上也会 露出微笑,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是的,罗立正 变了。经过这几年锻炼,他确实比从前成熟得多 了,可时间好像也在他身上注人了一些别的东西 ……他有点讨厌具体的、繁杂的事情。我从默默无 闻的罗立正的脸上看见的,总是淡漠和烦躁混在一 起的表情。”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作品赋予罗 立正的,是保守、维持现状的思想性格特征。他的 工作态度和生活目标,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 图,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I4]“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立正的人生故事同样属于 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为现实政治所解构的一幕关于 人性的悲剧。外部环境的深刻变迁,导致了主人公 前后精神风貌、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明显变 化。现实政治所独有的巨大的惯性和惰性,使罗立 正这一英雄人物逐渐泯灭了自身顽强的性格、生命 的锐气与人格的力量,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与精 神的创伤,同时也使一个“人”逐步演变为官场生 活中的一个“奴隶”。从这一角度分析,文本故事 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五 四新文学中由鲁迅所开创的“立人”与“改造国民 在“百花文学”所收获的众多短篇小说之中, 作家耿龙翔的《明镜台》可以算作一篇不可多得的 优秀之作,其构思之精巧,语言之简洁,显得别具 一格、匠心独运,令人掩卷深思、警钟长鸣。虽然 只有寥寥两千多字,却折射出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 的人心与人性。作品通过平静的日常生活和凡俗的 家庭琐事,真实地反映了建国初期人际关系新的演 变与异化,写尽了所谓“新社会”、“新中国”、“新 时代”中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具有深刻的思想 内涵和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可以说,“这篇仅仅 只有几千字的小说由此超越了它身处的时代,从而 可以是任何时代的。”【6】l 以“明镜台”作为小说的题目,可谓别具匠 心。“明镜台”取自宗教词汇,原指凡人的向佛之 心与对于佛性的理解和感悟。如果考虑到叙事人 “我”和“妻”作为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地位,再联 系建国初期的文化和历史语境,那么“明镜台”则 可以被解读为者(也许还包括整个执政党)内 心世界坚定的信仰、正确的从政理念和宗旨, 以及对于底层社会深厚的阶级情感。作家选择一个 宗教词汇来隐喻者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则显得 意味深长。 作家以“想当年”为突破口,顺利地切人了主 人公兼叙事人“我”的内心世界和深层心理,也在 很大程度上再现了一个者遥远的往事:“这里 所说的‘妈妈’,其实是与我素不相识的穷苦老大 娘。我受了伤,把我安插在她的家里……我在 她家里住了三个月,她把我当作亲生的儿子看待。 我伤口一好,她送我出山归队,以后就再没见 过。”这是一个者充满人性温情的“过去的故 事”,以一个战争生活的横断面,真实地折射出了 党和底层民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展示了 者依靠民众、夺取政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 一漫长而曲折的苦难历程。然而,对“过去故事” 的规范化叙述,不仅为新的社会和国家的真理性与 65 党的执政地位来源的合法性作出了证明,而且重温 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的历史岁月里,广大民众 紊乱了。”其实这一问题也令每一位读者陷入了沉 思,“我”遗忘的究竟是什么呢?遗忘的那些话 对于战争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而文本故事中的 “妈妈”临别时流着眼泪对“我”所说的“希望你 ”……语,也许不局限于“妈妈的希望”和嘱托,还应该 包含着者必须保持的信仰、从政的理念和 宗旨,以及对于底层社会反哺和感恩的心态。然 而,“当年的经历虽然丰富,有些经历因为日子隔 则象征了普通民众对者的嘱托和期盼。 然而,到了“现在的故事”,新的国家和社会 ,已经建立,者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却出现了 截然的分化与对立:当年的者“我”正在享受 着安定舒适的生活,而来自底层民众的保姆“刘雁 的久了,生活变化太大,印象也都淡薄了……”可 见,“我”的内心活动暗示出者与过去的历史 之间那种巨大的疏离感和隔膜感。至此,“遗忘” 现象发生的原因已经不言而喻,身为国家干部的 “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安定舒适的生活,当 然也就用不着去回忆(根据弗洛伊德的遗忘理论, 也许在潜意识中,更多地是不愿回忆)战争年代一 位农村穷苦老大娘对自己嘱托的话语:“妈妈的希 望,我一点也记不起了。但是,我是绝对不应该忘 红”却依然继续着一种相对艰难的生存状态,尤其 令人不安的是,战争时期者和民众原本自然平 等、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却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异 和扭曲: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小女孩阿早被迫 为“我”的孩子外出取牛奶,结果不慎掉下了河 沟,险些丧命,而得到的仅仅是两块钱的报酬。按 照50年代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经过革 命战争所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应该保证“人人生而 记的,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如果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好地揭示 新社会中者与普通人之间关系的嬗变,作家运 用了高超的叙事艺术和叙事技巧。文本中交织着 “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但由于叙事人 “我”的存在与叙述功能的强化,才导致对往事的 平等”,可是新的社会却不能充分给予每个成员应 有的尊严、公平与正义,反而正在酝酿着新的矛盾 和冲突。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出“我”和“刘雁红”之间 隐含的对立关系,作家巧妙地设置了“妻”这一形 象,从而使人物之间若隐若现的矛盾冲突趋于明朗 和激化。同样作为一位出身底层社会的者, “妻”的内心世界却显得那么自私、狭隘和卑微。 回忆接二连三地插人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从而 使“过去”和“现在”这两条线索可以完美地交融 在一起,不仅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故事容量,同时也 在很大程度上沟通和联系了这两种叙事。此外,情 节设置的巧妙之处还在于“过去的故事”和“现在 她仅仅关爱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为其织毛衣、 订牛奶、买热水袋,却对一个农村女孩的弱小生命 流露出了令人震惊的麻木与冷漠,尤其是那一句丝 毫没有温情和怜悯的冰冷话语:“那个小姑娘手里 拿没拿奶瓶?这要真是阿早,我们宝宝明早上吃什 么呢?”从人性的深处传递出一种彻骨的悲凉与伤 痛。这也充分说明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的“不平 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出复杂人性中最为自私、 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明镜台》 取材微小却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揭示了普遍的人 性——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不允许写人性的,但作者 巧妙地用句把话把它和党性、党和人民的关系统一 起来,甚至于可以说它揭示了某些从底层走上高位 的人是如何开始蜕变的:从人性的变化开始。悯 的故事”被安排成完全相同的外部场景,似曾相识 的“风雪之夜”对于“者”形成了浓郁的反讽 意味,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情绪波动:“当 年风雪中的老母亲,和现在风雪中的小女孩,两个 形象老是在我脑子里纠缠在一起……我拿笔在纸上 乱画,画了好多个老母亲的模样,也画了好多个小 女孩的模样。”可见,“历史”与“现实”之间若隐 若现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在叙事人“我”的 内心世界形成了精神的和情感的张力,同时也 使“我”作为主人公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复杂而 具有立体感。 总而言之,“《明镜台》寻找的是普遍的人 性,或者说寻找保持普遍人性的人;探讨的是这种 普遍的人J陛为什么在某些人身上失落。当然,它的 确写到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l 从本质意义上说, 从“历史”到“今天”人际关系的演变、者和 普通民众生活状态与生存方式的反差、不仅构成了 对于社会历史的反讽与反思,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文本中“遗忘”现象的反 复发生,“想当年”竞成为困扰者的巨大难 题,令“我”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妈妈希 望我怎么样呢?她当时仿佛说了很多话,可是我再 也记不起来了。要用三两句话传达出那大意来,更 是困难。我的写作的‘灵感’,不知到哪里去了 ……和政治宣传话语的极度消解与有效疏离。 妈妈说了些什么希望呢?将才想出的眉目,又 三、对于爱情的呼唤与追寻 关于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作品在50年代中期 的大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百花文学”在 创作上的整体面貌:“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 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 从文艺学的 角度看,对不同题材内容的价值判断,其实反映出 文学艺术流变和演进的本质规律:当主流的理论界 警觉到文学艺术逐渐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与 附属品之后,便“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 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 “ 如果从现代 心理学的意义上说,“两性爱情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它得不到满足,受到禁锢或是压抑,就往往导 致惨痛的个人悲剧。”[71于是,在一次次的文学批判 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在“文学一定要为阶级 斗争服务”的论调甚嚣尘上之时,老作家丰村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绵密而略带忧伤的短篇 小说《美丽》,因“涉及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 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 感世界,从而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0194也表达 出了作家对于美好爱情和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寻。 在“百花文学”诸多涉笔婚恋题材的短篇小说 中,《美丽》的女主人公季玉洁属于一个独特而典 型的艺术形象。她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曾经是 “一个进步学生、一个地下、一个工作的组织 家、一个事业的胜利者”,但她绝不是一个萌发了 新思想新观念、“林道静式”的现代女性和英 雄,恰恰相反,她更像是一个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熏陶和浸润的弱女子,一个为传统文化精神与文 化力量所培养和造就的古典女性,因此“矜持”与 “怯懦”成了女主人公最根本的性格特征,也成为 导致她人生不幸的主要根源。作家为女主人公选取 的姓名是耐人寻味的——“季玉洁”,希望她在私 人情感方面能够守身如玉、冰清玉洁,丝毫不存在 道德的瑕疵与污点,恰恰暗示了古代思想观念与旧 式的伦理道德对于现代女性精神和灵魂严格的规范 和严密的约束。在季玉沽灵魂的深处,隐约积淀着 一种被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卑微感、柔 弱感和怯懦感,正是这种文化和道德日积月累的渗 透和积淀,使她丧失了追求个人情感的精神力量, 极度地压抑和克制着自身关于“爱情”的冲动。从 这个意义上讲,文本也许蕴涵着某种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和古代伦理道德的批判和反思。 为了进一步突出女主人公独特的性格气质与文 化心理,作者又不经意地安排了一个叙事人——小 金,一个聪明快乐活泼、而且已经找到爱情归宿的 年轻姑娘。同样面对爱情,小金的明朗执着率真与 季玉洁的隐忍克制矜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许 影射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经常运用的“金玉之争”的 叙事模式。面对每个人都应拥有的爱情和婚姻,其 实在季玉洁的内心世界里同样涌动着爱的波涛: “我没有爱过一个人像爱他这样,我不能缺少他, 不能没有他。我的心疯狂地跳着。我爱他。但是, 我看到了姚华的可怕的仇恨的眼睛,听到了支部书 记的声音。我全身打了一个寒战。”仅仅因为恐惧 现实生活中的流言、非议与指责,还有早已死去的 姚华那一双可怕的仇恨的眼睛,女主人公竟然选择 了一次次的拒绝和逃避。这不仅是对自我情感的放 逐和践踏,更是对于人性尊严的欺骗和禁锢。尽管 社会的依然一边倒地认为女主人公是无比幸福 的,甚至连文本的主要叙事人季风珠也在故事结尾 一再向读者承诺季玉洁一定会收获自己的幸福: “玉洁会幸福的,她怎么会不幸福呢?”然而,细心 的读者如果能够注意到几位叙事人所处的外部环 境,那是一列始终行进在荒漠和风沙之中而且一直 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的火车,车厢里令人感到压抑 和忧愁的氛围,无疑暗示了女主人公以悲剧收场的 爱情故事。 实际上,季玉洁的爱情悲剧和不幸人生,不仅 是由自身性格缺陷与精神缺失所导致的,更是和社 会的因素与外部环境的压力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 说,女主人公所遭遇的不仅是性格的悲剧,更是社 会的悲剧。从今天的角度看,女主人公与何秘书长 之间的暧昧关系,与罹患重病的首长夫人姚华之间 的恩怨纠葛,虽然带有“婚外恋情”和“三角恋 情”的重大嫌疑,尽管明显有悖于中国传统的社会 伦理和道德规范,但毕竟属于自然的、隐秘的、极 具个人性质的情感空间,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宽 容。然而,文本故事中却出现了“支部”这样 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人物形象:在接受了季玉洁的汇 报之后,她胸有成竹地笑着,仿佛早就了解似的 说:“机关里的同志也不是没有意见啊,你的工作 不坏,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但你对秘书长的态 度,是不是有向上爬的思想呢?你全心全意为着秘 书长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检查啊!要检查 自己的思想动机……”这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 的权力话语,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在上世纪50 年代充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社会,一切私 人生活情感的价值与意义,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指 摘和质疑,都会遭到各级基层党组织和所谓“群 众”严密的关注与监控,使之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 益,从而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 67 季玉洁与秘书长爱情之花的最终凋零,充分显示出 了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话语对个人空间的侵人和溶 解,对人性情感沉重的压抑和无情的剥夺。 如果从叙事艺术的角度看,作品中出现了 “”即意味着个人成为了执政党基层组织的一 员,象征着在社会活动中一定程度与范围内的政治 自由和话语权的获得,尤其是“”使个人话语 和行为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而充分的合法化与真 “我”、小金和季风珠三位主要的叙事人,来分别转 述女主人公曲折的情感故事,从而构成了多声部、 多层次、多重视角这一相对复杂的叙事方式。此 外,文本中大胆生动的爱情描写,对人物内心世界 理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生于家庭、带有红 色基因的韩梅本应一帆风顺的“”之路却出现 了意外的波折,故事情节自身的不断推进最终导致 了浓郁的荒诞意味。人民医院的院长、支部李 海山把发展韩梅人党这一正常的政治活动,竟然视 作向上级领导请功示好的天赐良机,然后利用自己 和心理活动细腻真实的刻画,表现人物强烈的情感 冲动时所涉及的身体接触,都使这篇描写男女之情 的小说作品在当时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和喜爱,同 时也对统治文坛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形成了 有力的消解和疏离c『 手中的权力迫使曾经给卫生局提过批评意见的 韩梅去作检讨并承认错误,以挽回所谓的“不良影 响”。面对这样的支部,面对这样无理的要 求,韩梅陷入了无比的困惑与烦恼之中,因而只好 暂时放弃了人党的心愿。 实际上,女主人公由“”而引发的人生挫 折,揭示出“人党”事件本身混乱而自相矛盾的逻 辑悖论:如果韩梅想加组织以获得“”的 身份和地位,那么她就不得不认同权力者(不仅是 支部李海山,还包括其背后的卫生局)种 种无理的特权与荒唐的要求,可是那就明显超越了 一四、对手“普通人"生存困境的反思 1 “百花文学”的潮流促使年轻的中国作家开始 努力地学习、借鉴苏联同行成功的经验,以现实主 义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深厚情感,真实地反映 了一个个普通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与生活挫折,生 动地展示了现实社会中一幕幕荒诞可笑的生活故 事,一场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细腻地描绘 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烦恼、迷茫与困惑,有力地彰显 了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力量。这种“为人生”与 “写真实”的创作态度,则导致了对于主流意识形 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戒律,从而使“入 党”原本崇高的价值和意义遭到质疑和亵渎,演变 态和国家权力话语的消解和疏离。此类“为人生而 艺术”的短篇小说,刻意地摒弃了上世纪50年代 盛行的宏大叙事和政治宣传,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 了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存在主义”的思想潮流: “世界是荒诞的,客观世界无规律可循,人生原本 为一场庸俗无聊的权力交易而流于形式;如果坚守 道德的底线与做人的良知而选择与权力者相抗争, 那么“”只能是一种遥遥无期、镜花水月般的 幻想。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年轻单纯、不谙世事的 女主人公对于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对于“党章” 的规定与真实的“”错误而幼稚地做了同一性 的理解,完全忽略了它们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巨大裂 痕,因此她的“人党”之I ̄71-会变得愈加曲折坎坷 以致通向一个无比荒诞可笑的世界。 从本质意义上说,文本故事中韩梅“人党”事 件本身的流于形式和不切实际,导致了女主人公不 幸而意外地落人了政治的怪圈与权力的罗网而难以 是毫无意义的,而荒诞感则来源于世界的难以理解 与人类偏要去努力把握的矛盾。” 耿龙祥在小说《人党》中,紧紧围绕女主人公 渴望“”这一普通的政治事件,始终坚持“写 真实”的创作态度,巧妙地运用了漫画、夸张和反 讽的艺术手法,勇敢地暴露了党的肌体内部隐藏的 危险“病菌”,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I中期 “本质化”“教条化”的社会趋向、强大的权力话语 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对于个性自由的压抑 和排斥、对于人性尊严的漠视和剥夺,生动展示了 突破。不仅折射出现实世界的荒诞悖谬和滑稽可 笑,更表现了作家对于时代沉重的反省和凝思。最 终,韩梅选择了放弃个人的理想以维护人性的价值 与尊严,从此处也许可以体味到作家对女主人公所 取姓名的深刻内涵,中国古典文学中充满诗意与风 情的“寒梅”意象,无疑暗示了人物高洁的情操与 纯净的气质,也使作品在字里行间散发出一种优美 而独特的古典韵味。正如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 家萨特所表述的那样,她“在荒诞中进行选择,并 付出行动,以实现自我追求的人生价值,便是存在 主义哲学为人类摆脱困境、恢复尊严所设计的方 外部世界的荒诞与现实生活的悖谬。 年轻的韩梅对于加组织的高度热情,不仅 仅是为了寄托理想、信仰和情感如此简单,更为真 实的原因也许在于“”的身份标志在潜意识层 面对于女主人公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一个政 治权力与公共生活不断侵入私人空间的特殊年代, 案。”[81361 局。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一 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百花文学”虽以令人无限伤痛的灾难而谢 “百花文学”诞生于崭新的时代和青春的国 度。尽管年轻的中国作家涉世未深、资历尚浅,但 他们凭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的精神立场 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勇敢地学习和继承了新 幕,但它以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丰富的情感内涵、 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则对当代文学 在“新时期”的涅椠重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意 义和长久影响,同时也为新中国六十余年的文学史 写下了一页最为美丽和青春的华彩篇章。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学“写真实”和“为人生”的创作方法与严谨的 态度,高扬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坚 守了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叙事传统,发展了现实 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努力地以文艺的方式 实现了对于社会政治与现实环境的介入、干预和批 判。有学者曾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在 中获得一种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一种有 1999:94. 关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的许诺。但在这之后,他们 [2】洪子诚1956:- ̄花时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37. 逐渐觉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在新的思想 【3】奥维奇金.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N】.文艺 形态和社会制度中看到裂痕和污垢。而个人和社会 报,1955,6(1):26. 之间的矛盾,也并未如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消失。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2. 这使他们惶惑,也使他们痛苦。他们在这批作品中 [5】余昌谷.当代小说家群体描述【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表达了这种复杂的体验。他们的创作,有着理想青 2006:64. 年的特有视觉和感应,惶惑、忧郁的情绪也掩盖不 [66]沈天鸿.复调与寻找【J].安徽文学,2013,(5):153. 了那种明锐的朝气。”【2 【7】瓦西列夫.情爱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376. 如果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上看,这次革新运动 [8】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不仅为建国后日趋贫弱萧条的文坛注入了青春的活 2004:361. 力和新鲜的血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愈来愈 僵化的文艺规范和陈旧的创作模式。毋庸讳言,对 [责任编辑王小风] 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和疏离,直接导致了其在接 踵而至的“反右”的寒潮中百花不幸凋零的悲剧结 Baihua Literature:Digestion and Alienation to the Mainstream Li Shaoheng (Kaffeng VoeationM CoHege ofArts andCulture,KaifengHenan475000,China) Abstract:The ris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1950s Baihua Literature,although before and after only a year of time has ended.However,it has beco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phe— nomena and problems.The trend of literary creation,which contain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nd criticism,the new soci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eal,for call of love and pursuit,reflection on the plight of human existence,all these are in some extent formed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ofrm of digestion and alienation. Key words:mainstream ideology;digestion;alienation;politic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love;survival pred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