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父子关系再探“巫蛊之祸”中卫太子之狱起因
摘 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假借江充之手对卫太子“守
文”势力的摧毁。但从汉武帝与卫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来重新探讨“巫蛊之祸”，将发现刘据出生前后卫氏家族对汉武帝统治的重要性及汉武帝对刘据的宠爱，“巫蛊之祸”事发前后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父子关系及“巫蛊之祸”事后汉武帝政策的重大改变来考证，发现巫蛊之祸汉武帝与刘据关系恶化不是汉武帝对“守文”势力的摧毁。认为汉武帝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精心组织保护太子刘据的势力，力图避免卫太子卷入政治斗争，但卫太子还是因巫蛊之祸被迫自杀，并非汉武帝的本意，完全是汉武帝晚年对法家治国思想“驭”的驾驭能力弱化，被后宫及内朝官员利用，而太子刘据过早的卷入政治斗争，使得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迫自杀。
关键词：巫蛊之祸；汉武帝；卫氏家族；储嗣之争；治国思想
I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in Han Dynasty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the prison of the prince of the central defender
Qi Xianli Directed by Guo Xiufen
Abstract: Academia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vil of witchcraft and spirits\" is the
destruction of Han Wei emperor's power to defend the prince's \"Guard the text\". However,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LIU and the father and son of the prince of Wei, he will fi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mperor's family to the rule of Emperor Han Wu and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of Han Wu,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Liu and the prince of Wei and the evil of witchcraft after the incident of witchcraft. A major change came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Wu and Liu was not the destruction of Emperor Wu's influence on \"Guard the text\". It was believed that Emperor Liu carefully organized the power of protecting the prince of the prince from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social aspects to avoi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of the prince of Wei, but the prince of Wei was forced t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of the misfortune of the witch. It was not the intention of Emperor Wu Emperor. It was completely the weakening of the harnessing ability of Emperor Wu Emperor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e officials in the inner court made use of it, and Prince Liu was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 too early.
Keywords: The evil of witchcraft; the emperor of Han Dynasty; the Wei family; the
dispute between Chu and Si;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I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 引 言 ............................................................. 2 一、太子刘据出生前后的形势对汉武帝统治的影响 ....................... 2 （一）太子刘据出生前的朝中形势 ................................... 2 （二）太子刘据出生后对汉武帝的重要性及对太子刘据的疼爱 ........... 3 二、“巫蛊之祸”事发前后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 ................. 5 （一）卫青去世后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态度 ........................... 5 （二）“尧母门”引发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父子关系的隔阂 ............... 6 （三）“巫蛊之祸”中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态度 ....................... 7 （四）“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对其他子嗣与对太子刘据的态度............8 三、“巫蛊之祸”原因分析 ........................................... 8 （一）“巫蛊之祸”与“不类己”的关系 ............................. 8 （二）“巫蛊之祸”元凶 ........................................... 9 结 语 ............................................................ 10 参考文献 .......................................................... 12 致 谢 ............................................................ 13
1
引 言
卫太子名刘据，汉武帝的嫡长子，汉昭帝的异母兄，母为卫皇后。太子刘据是汉武帝满意的储嗣，但在巫蛊之祸中被迫自杀，这是汉武帝晚年最大的失误，也是后世学者持异议较多的一个问题。司马光则认为“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①，说明在司马光看来是有人对太子之位的图谋导致了“巫蛊之祸” 。阎步克同意了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的观点：“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的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凭借党羽的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②暗示：太子刘据之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治国理念的不同，汉武帝崇尚法治而太子刘据明显倾向儒家，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田余庆先生指出：“今天研究起来，一是宫闱秘事，情节难详；二来已知情节中兼有偶然，区分不易；三来汉武帝晚年多疑，其行事也不可全以常情判断。”③。道出了“巫蛊之祸”研究存在的困难，本文试图从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角度对以上说法提出商榷。
一、太子刘据出生前、后对汉武帝统治的重要性
（一）太子刘据出生前的朝中形势
汉武帝于建元元年登基，但“于是乃以婴为丞相，蚡为太尉”④，对政治势力进行划分，力图“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⑤，企图利用皇权的权威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可以说此次改革基本形成了汉武帝治国思想——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划分以达到平衡朝中势力。群臣对待汉武帝建元新政的态度不得而知，但（田蚡）谓王（淮南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尚谁立哉！⑥，可以看出群臣态度的端倪，也说明汉武帝未有忠心效命的政治势力及“驭”思想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建元二年，窦太后介入，“而免丞相婴、太尉蚡”⑦，说明建元新政的破产，汉武帝认为皇权受到侵犯，实际上颜师古注曰：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闫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着皆附太子”考》. 北京大学学报. 1993 (03)） 。 ③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4(02)。 ④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线装书局，2010，866页 。 ⑤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线装书局，2010，931页。 ⑥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线装书局，2010，871页 。 ⑦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线装书局，2010，8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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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后，亦君也。太皇太后、皇太后还可以以长辈的身分管教皇帝①。但是汉武帝错误的评价了窦太后的介入，通过政治行动进行反击，亲信武安侯，使“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②，使朝臣更多依附于舅舅武安侯以打击窦氏家族的势力。建元三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③，汉武帝巧妙的利用该事件“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④，也标志着卫氏家族的正式崛起，但是学者对该事件认识不够深刻，那就是对平阳公主在其中的作用，及后来“上乃诏青尚平阳主。与主合葬，起冢象卢山云”⑤，可以看出平阳公主与卫青感情深厚，也是卫氏家族势力不可分割且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汉家寡居的贵妇人私生活多不谨，在汉代也是公开的秘密”⑥，卫青有没有与平阳公主私通有待考证。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汉武帝更加打压窦氏家族，“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拊武安。”⑦汉武帝利用丞相田蚡打压窦氏家族，但也同样启用卫氏家族制衡丞相田蚡。元光四年，田窦之争，结果是“魏其侯婴有罪弃巿。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⑧。田窦之争可以说是对汉武帝治国思想的一次打击， “这可能是导致武帝后来提拔平民当丞相、设内朝的原因之一”⑨，但内朝官员的设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内朝官的设立能更有效的贯彻汉武帝的治国政策，但同样会引发内外朝官的政治斗争，而汉武帝为提高内朝官的社会地位，必然刻意偏护内朝官，这种偏护必然又加剧内外朝官的政治斗争。
（二）太子刘据的出生后对汉武帝的重要性及其对太子刘据的疼爱
元朔元年，汉武帝下达求贤诏，从“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⑩，可以看出官员并不认真执行汉武帝的诏令，中央集权并未真正达到；汉武帝“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11，虽然有利于各种学说百家争鸣，但触犯了“黄老学说”利益；汉武帝子嗣迟迟未出生，官员对
李峰：《巫蛊之祸：西汉秘辛》，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1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843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五《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二十五》，线装书局。2010.，第917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五《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二十五》，线装书局。2010.，第917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五《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二十五》，线装书局。2010.，第922页。 ⑥
李峰：《巫蛊之祸：西汉秘辛》，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⑦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19959，第2843页。 ⑧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线装书局,2010，866页 。 ⑨
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0页 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八《汉记十》，中华书局，1956，第598页。 11 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3
①
于汉武帝治国统治思想时长有顾虑，不愿跟随汉武帝触及既得利益群体。但“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①，汉武帝对刘据的特殊待遇，不仅是弄璋之喜，对卫氏家族的厚恩，还是对群臣的示威，迫使群臣认真执行汉武帝的命令。“三月，甲子，立卫夫人为皇后，赦天下”②，基本上确定了刘据的太子地位。于“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③，这是正式册立刘据为太子，耐人寻味的是汉武帝同样是“七岁为皇太子”④，对太子刘据的喜爱不言而喻。对太子刘据的关心不减，“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⑤，而卫青却“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⑥，可以说汉武帝是让太子刘据组建自己的“影子朝廷”，为未来太子刘据君临天下的组建自己的朝臣班底提供选择，看似对太子刘据的宠爱与信任，却为太子刘据卷入内朝官与外朝官及“宽厚长者”与“深酷用法官僚”的政治斗争埋下了隐患。按照一般的历史进程，太子刘据离自己登基相差不远，只可惜汉武帝过于长寿，太子刘据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也发生了分歧。
元狩六年后，西汉王朝的政治风气开始发生变化，“有腹谤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诏谀取容矣”⑦，官员不再是敢于进谏而是取悦于君上；元鼎二年，汉武帝愈发追求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⑧；元封二年卫青通过公孙卿对汉武帝“仙人好楼居，不极高显，神终不降了，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高四十丈”⑨，卫青尚且建议汉武帝建观，可见此时建观求长生已成为汉武帝的主要政策，必然导致出现诸如，“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⑩，类似严重的流民问题。太子监国期间却“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11，这必然加剧朝臣之间治国理念的分歧，表现为“为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 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12，尽管汉武帝，“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①，表示对太子刘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线装书局，2010，第861页。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八《汉记十》，中华书局，1956，第598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二十三》，线装书局，2010，第1019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五》，线装书局，2010，第59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二十三》，线装书局，2010，第1019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中华书局，1959，第2946。 ⑦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652页。 ⑧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655页。 ⑨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卷之五，《飞廉观》 ⑩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768页。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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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据治国能力的肯定，也制造，诸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②的社会舆论，表示对太子刘据对的支持。但针对这种流民现象汉武帝却采取，“于是作沉命法”③，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忽视问题根源。在重大政策方针上进行插手，极易地方官引发对中央政策理解失当；中央官员的政争。或许，在汉武帝看来民力尚可用之，不至于凋敝；社会问题是由于地方官员不勤于政事因自然灾害而激化；匈奴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太子刘据的“守文”能力，可以保证后世政权的稳固存在。但一些变化悄然发生。
二、“巫蛊之祸”事发前、后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
（一）卫青去世后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态度
元封五年，卫青去世，导致“臣下无复外家为據”④，值得一提的是，该说法忽视或低估了平阳公主的作用；汉武帝的更加年老，行事愈发诡异；由“（元狩六年）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⑤，可推测其他皇子逐渐及加冠之龄，也意味着他们及家族会对政治施加更大影响；“深酷用法者”与“宽厚长者”的政治斗争势必更加激烈。面对着各种问题，汉武帝一直谨慎的处理，“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满二百人”⑥，可以说汉武帝并未责罚太子刘据，“不过给太子宫增加宫女是危险的信号”⑦，“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⑧，这是汉武帝意识到有人挑拨他与太子刘据父子关系的反应，也是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维护，原因有：汉武帝对太子刘据喜爱；太子刘据个人的能力；其他子嗣难以继承大业；汉武帝“对后妃和外戚势力十分警惕”⑨。但“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⑩，尽管有“至于昭帝出生，被题为‘尧母门’，这一问题，并经司马光指责。其实尧、舜、禹、汤，在汉代常坐命名，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6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17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中华书局，1959，第2109页。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⑦
孙景坛：《孙文应是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元凶》，《历史学研究》，2008（10）。 ⑧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27页。 ⑨
陈志：《论巫蛊之祸》，《福建论坛》，1988（03）。 ⑩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线装书局，2010，第1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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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并不见得有储嗣问题，也不足深究了”①，但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更换储嗣问题的信号。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古代帝王出生异像屡见不鲜，但多为夸大或捏造；以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来代替有能力、势力及成熟的储嗣过于儿戏，汉武帝此时多是老来得子的一种喜悦。有学者认为“上天的频频示警已让武帝坐卧不安”②，促使汉武帝坚定更换储嗣的想法，这显然与“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③，汉武帝对“天人感应”的态度不符。
（二）“尧母门”引发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父子关系的隔阂
不能否认“尧母门”带来的后果是恶劣的，或许汉代有以尧舜禹命名者，但是出自帝王之手就会让人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汉武帝晚年，“宽厚长者”与“深酷用法”及“内朝官”与“外朝官”在朝局中暗自选择依附对象。“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④，江充趁机作威作福，“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⑤，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又“充即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⑥，江充又将祸水引致深宫，尽管汉武帝谨慎的“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⑦，以免江充趁机扰乱深宫与专权，但是仍旧因此爆发了“巫蛊之祸”，与“孙文迸走，得亡甘泉宫，说太子无状”⑧，汉武帝却并不相信太子刘据会造反，派使者，但使者“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⑨，这使得“巫蛊之祸”最终酿成。仔细品读发现：此时丞相为刘屈氂，而“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⑩，丞相刘屈氂并非没有野心；孙文为何能“毫发无损，平安逃脱……太子早就恨孙文为什么会让他逃了？11；使者是自己本身害怕还是事先受人点拨其中险恶；卫氏家族最靠近汉武帝的霍光在
劳干：《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版，第139页。 ②
李峰：《巫蛊之祸：西汉秘辛》，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线装书局，2010，第937页。 ④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8页 ⑤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8页 ⑥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8页 ⑦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9页 ⑧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9页 ⑨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9页 ⑩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线装书局，2010，第1085页。 11 孙景坛：《孙文应是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元凶》，《历史研究》，2008（10）。
6
①
此事件中为何未有态度与记载；如若汉武帝为主谋，为何还派遣使者前去；种种困惑有待解决。但可以肯定汉武帝并未主动打击太子刘据，否则“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①，完全可以以僭越为借口废黜太子刘据，而事实上汉武帝只是赞赏江充，并未出手对太子刘据做出任何惩罚。而“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起兵过程中臣子支持与反对的态度及矛盾的态度，恰恰说明了：朝中的政治势力都在选择依附对象，或者被迫明哲保身，朝局中的政治斗争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审视“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尧母门”事件难辞其咎的”②是因为“尧母门”使得内朝与“深酷用法官僚”有了名义上的领导者及合适替代太子刘据的储嗣。
（三）“巫蛊之祸”中，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态度
“巫蛊之祸”事件过程中，汉武帝并未明确表示杀太子刘据；对卫皇后“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③，看出汉武帝的犹豫，如若真有更换储嗣打算，应将卫皇后打入冷宫，但只“收皇后玺”，并未深究卫皇后。然而卫皇后以死明志，是在劝谏汉武帝，警惕朝中政治势力正在挑拨其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后来汉武帝对江充等人的清算，如：“夷充三族”④、“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⑤；“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⑥，在汉代““宫”是为活人修建的，“庙”才是为死者修建的”⑦；及后来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后政策的重大转变，而诸如：“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⑧、“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立本农，修马复令”⑨、“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⑩，都可以被认为“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历史任务寄托给卫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11，也能印证汉武帝从未有明确更换储嗣的想法，太子刘据的“守文”也是汉武帝认为今后治国政策的最佳理念，但由于太子刘据自杀，及相对合适的储君过于年幼，汉武帝不得不自己开始转变治国方略，启用霍光等辅政大臣，
（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线装书局，2010，第777页。 ②
宋艳萍，《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史学集刊 》， 2015(04) ③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线装书局，2010，第1612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线装书局，2010，第777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六《武五子传第三十三》，线装书局，2010，第1020页。 ⑥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37页 ⑦
王阳：《在探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哈尔滨学报》，2013（12） ⑧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38页 ⑨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42页 ⑩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42页 11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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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重了他们的谨慎、宽厚及“守成”，让他们延续一定时间的稳定，直到新帝能独立处理政务，而霍光得到了“君行周公之事”①，而霍光是太子刘据的表亲，但汉武帝依然将后世托付于霍光，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太子刘据的起兵并不是谋逆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明汉武帝已经原谅、体谅了太子刘据。
（四）“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对其他子嗣与对太子刘据的态度
武帝共六子，次子齐怀王早逝，而燕刺王“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
②
，及“燕王旦自以次第当为太子，上书求入宿卫。上怒，斩其使于北阙；又坐藏
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③可以看出燕王并不是汉武帝心中合适的储嗣；至于广陵王“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④，史书已经给其定义；而昌邑哀王史书对其记载甚少，但从其谥号“哀”，“ 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⑤，来看人们对昌邑哀王的品性认可甚至是同情。可以看出唯一最有可能与太子刘据争夺储嗣，但是武帝却封钩弋夫人门为“尧母门”，及“昌邑王以少子爱”⑥，看出汉武帝有偏爱少子的情结，但并未将昌邑哀王作为储嗣对待。显然相比较其他子嗣，太子刘据的优势是其他子嗣无法完全超越的。“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⑦而““宫”是为活人建的，“庙”才是为死者建的”⑧，显然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死是深深内疚的，也是不愿接受痛失合适储嗣的无奈。
三、“巫蛊之祸”原因分析
（一）“巫蛊之祸”与“不类己”的关系
太子刘据的治国能力汉武帝是赞赏的，汉武帝也非常疼爱太子刘据，但是太子刘据最终因“巫蛊之祸”被迫自杀，其原因在于：汉武帝统治时间过于长久；“宽厚长者”与“深酷用法”的对立，因“尧母门”到汉武帝晚年的激化；太子刘据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45页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线装书局，2010，第1024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第744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线装书局，2010，第1029页。 ⑤
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 卷六《谥法解第五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第730页 ⑥
（汉）班固：《汉书》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线装书局，2010，第1207页。 ⑦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线装书局，2010，第1020页。 ⑧
王阳，《再探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哈尔滨学报》，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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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的成为了“宽厚长者”的代表；霍去病、卫青等，过早的去世，使太子刘据失去了强有力的军功外戚的保护；政治投机势力对更换储嗣带来巨大利益的垂涎；部分政治势力的苟且偷安；汉武帝晚年与太子刘据联系的中断；太子刘据的太傅任用非人；太子刘据对政治斗争残酷性的认识不足等多重原因导致的，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对各派政治势力驾驭失当，而非“不类己”产生更换储嗣说法。“不类己”最早出现在“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①，《史记》、《资治通鉴》亦有类似记载；第三次出现在“（宣帝）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②，对比“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③，都是在感觉“不类己”后有更换子嗣的想法甚至行动，并有史料记载。而关于太子刘据的不类己仅“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④”，而司马光却记载“及（太子刘据）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⑤，这种记载已经与《汉书》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汉书》仅是说汉武帝感觉刘弗陵“类我”，并未针对太子刘据，而《资治通鉴》却变为刘据“不类己”，这显然是司马光在事后对朝局动荡与“不类己”说法关系的思考，大概“这只是出于资以鉴戒的特殊需要”⑥，但这却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巫蛊之祸”原因的认识。后世多在司马光的影响下认为“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再有更换储嗣想法后对太子刘据的打击。这种说法在史料矛盾的情况下显然不能使人信服。
（二）“巫蛊之祸”元凶
至于巫蛊之祸的元凶，我认为是钩弋夫人勾结丞相刘屈氂，原因在于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及巨大的可能利益。“李夫人少而蚤卒”⑦，刘屈氂集团缺乏后宫支持。而汉代丞相虽沦为执行机构的长官，但从“丞相秘之，未敢发兵”⑧，看出丞相依旧拥有巨大权力。钩弋夫人身居内宫，及“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⑨的家庭渊源，但缺乏外朝官的支持。双方的联合也就不难理解“太子进则不得见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线装书局，2010，第1603页。 （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记第九》 ，线装书局，2010，第106页。 ③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记》，中华书局，1956,，881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七《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线装书局，2010，第1615页。 ⑤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6页 ⑥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06） ⑦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线装书局，2010，第1613页。 ⑧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30页 ⑨
（汉）班固《汉书》卷卷九十七《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线装书局，2010，第1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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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上，退则困于乱臣”①的尴尬境地，通过相互勾结阻断太子刘据与汉武帝之间的联系，与汉武帝警惕不足也有很大关系，面对挑拨其父子关系的常融只是处死而未深究，这种风险与收益的不成比例更加刺激钩弋夫人与丞相刘屈氂采取行动来打压太子刘据团体，而巨大的收益又可以进一步拉拢与太子刘据关系不佳以江充为代表的“深酷用法官僚”壮大政治势力，太子刘据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显然过于幼稚，将希望寄托于“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②。而反观钩弋夫人与丞相刘屈氂则利用朝中“宽厚长者”与“深酷用法”的政争，及汉武帝自身措置失当不断打压太子刘据。然而出乎丞相刘屈氂意外的是昌邑哀王并未被立为太子，自己反而“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③。史书给出“内者令郭穰告”④的解释，却并未说明目的，从“诏立弗陵为皇太子”⑤的结果及汉武帝对钩弋夫人说“趣行，汝不得活！”⑥来看很有可能是钩弋夫人策划，或许是汉武帝最终看明了“巫蛊之祸”的实质不过是外戚与后宫勾结的储嗣之争，而太子刘据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刘弗陵为太子已是不得已之举，昌邑哀王已经去世，其他子嗣明显难以继承大业，此时汉武帝以身心力疲，于是只能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储嗣之争暂告段落，但其实也是内朝的胜利，更是汉武帝法家“驭”思想的悲剧。
结 语
汉武帝登基初期为保持政治稳定以窦氏家族魏其侯窦婴为丞相，以舅舅武安侯田蚡为太尉，利用不同姓氏外戚来保持政治的平稳运行，这是法家的“驭”术，以皇帝个人的权威及政治头脑，通过对臣子的赏罚来驾驭臣子，以平衡各方政治势力，来治理国家，看似一本万利的治国之策，却引发了田窦之争，最终是田窦两败俱伤，对当时的政局及皇亲国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皇家的颜面扫地，但汉武帝从中吸取的教训却是不再以近亲担任丞相，并未从深层次反思法家“驭”思想存在的问题。为了达到集权汉武帝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组建“内朝”，达到了集权的目的，却使内朝与外朝陷入隐形的争斗，突出表现为汉武帝在位时期拥有实权丞相的高非正常死亡率，而“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32页 ②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7页 ③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36页 ④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36页 ⑤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45页 ⑥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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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皆以列侯继踵，龊龊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①却能保全自己，从侧面反映了内外朝政治斗争的激烈。大臣之间斗争汉武帝若能不偏不倚的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斗争，但武帝偏向内朝，因此内外朝斗争多以内朝胜利，这必然加剧内外朝的争斗，也使得内外朝的争斗从出现一直贯穿于武帝朝。在这一背景下太子刘据的地位显得尤为尴尬，从皇权的绝对权威来说，太子刘据是威胁，但从皇权的继承来说，太子刘据是继承者。但武帝却对刘据疼爱有加，更是在同样七岁的年龄立刘据为太子，可以说武帝是承认太子刘据的继承者地位，也并不拿太子刘据当作皇权的威胁者，否则不会让太子刘据“监国”，锻炼太子刘据。然而太子刘据却因“监国”缺乏政治远见及坚守政见带来了悲剧，太子刘据处理国事后，俨然外朝的身份更多一些，而由于其身份的特殊，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了外朝的代表及“敦重好静”②的品性又成为了“宽厚长者”的代表。随着武帝朝晚期由于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引发农民起义，武帝却颁布“沉命法”加深社会矛盾，“宽厚长者”与“深酷用法”之间的政见之争更是激烈化。由于汉武帝年迈纵有皇权的权威却已无绝对清醒的头脑处理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种种矛盾汇聚以“巫蛊之祸”的形式爆发。汉武帝时期的种种矛盾与汉武帝不能正确利用治国思想有很大关系，法家的“驭”是皇帝驾驭臣子，臣子以对皇帝个人的忠诚来换取高官厚禄，而汉武帝却利用对内朝的偏袒来达到集权治理国家的目的，内朝官依照自己的意思办事就会得到奖励，这必然引发奸邪小人左右朝局，引发朝局的动荡。汉武帝认同“法无常行”便在未形成系统理论情况下破坏现有制度设立“内外朝”，因此加重中央内部的权力争斗；根据自己的喜恶处置大臣，导致奸邪小人在朝中作威作福；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民起义颁布《沉命法》，将问题推给地方官员，随意将钩弋夫人生刘弗陵的门赐名为“尧母门”引发大规模残酷的政治斗争。可以说“巫蛊之祸”不过是汉武帝未能正确对待治国思想引发的影响较大的政治悲剧，这场悲剧超乎了汉武帝的控制范围，也深深影响了汉朝的历史进程。
①②
（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二《申屠嘉传第十二》，线装书局，2010，第740页。 （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记》，中华书局，1956,，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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