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研究】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 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宏 结内容提要：贸易调查是中美贸易摩擦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中，“双反”措施、“非市场经济地位”由于具有一定的“规锁”性而备受美国青睐，这一逻辑也反映在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后的政治诉求上。美国对华贸易战暂停90天的缓冲期对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如何用时间换空间，哪些“理”能让，如何找到中美之间最大公约数是协议达成的关键。本文在全面梳理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案件特征基础上，以公平贸易为理论基础，对美国贸易主张进行阐释，找到美国对华关税战与贸易调查特征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美经贸磋商的走向进行预判，并提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最好的应对就是坚持40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承诺更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加强自身内部的市场化、法制化建设。中国要打破美国的“规锁”就是不要“逢美必驳”，承认公平贸易的合理性，学习对手的经验，把自己变成规则的维护者，然后才是规则的制定者，中美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是和制度的竞争。a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调查；“双反”；“规锁”；公平贸易作者简介：宏结，现任中国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贸易摩擦等。（北京，100088）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8(2019)02-0104-19一、引 言国际分工转移，使中国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中美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并且成常态，表现为美国一直是对华提起和实施贸易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中美之间你来我往的贸易摩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2018年特朗普兑现了他*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WTO框架下中国应对及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研究》（12BJL060）的资助。104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2016年总统大选时要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的承诺，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第一阶段，7月6日开始美国对中国500亿产品加征25%关税，同期中国对美大豆、汽车等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第二阶段，还在新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筹备之际，美国特朗普又宣布将于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并将于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与此同时，还威胁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业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将会启动“第三阶段”，即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剩余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所幸，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G20峰会上的“习特”会，给“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且一触即发的中美贸易战踩了急刹车。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了贸易战暂停协议，决定暂停征收新的关税，让谈判人员在90天里达成协议。美方同意自2019年1月1日起对2000亿美元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维持在10%，暂时不会提高至25%；但如果在90天内，中美双方未能就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等贸易议题达成协议，那么关税税率将提高至25%；而同时中国同意即刻增加对美国农业、能源、工业等领域的商品进口，以降低两国间的贸易失衡。此外，对于此前因未得到中国批准而告吹的高通收购恩智浦案，倘若再度提交并购申请，中国将保持开放态度。a虽然，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大面积贸易战的危险得以暂缓，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早已超出了经贸领域，其深层原因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感觉其霸主地位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中国“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的不同，加之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更是放大了这种威胁。因此，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世界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美关系质变正构成了2018年全球形势交响乐章的主旋律。正如美国智库所称，美中对抗性竞争或已成定局，美国的对华不会因中国重新购买了大豆而做出改变。因此，期待短短90天后，中美两国相向而行，达成全面的合作协议是不现实的。那么，尽可能了解美方诉求，在短时间内找到双方最大公约数，求得最大限度达成经贸合作的阶段性成果是双方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美国贸易保护的深层逻辑，才能找到应对之道。贸易调查是美国常态化贸易保护的手段，2018年特朗普以301条款、为借口对华展开的贸易战依然沿袭了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内在逻辑，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战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具有系统性和战略考量的，不同的a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网，《每日风险情报》，2018年第229期，2018年12月1日。105—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是，2018年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显现了系统性、全方位和组合拳的特质。本文将在全面探讨美国对华贸易调查特征的基础上，找到美国对华关税战与贸易调查特征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美经贸磋商的走向进行预判，并提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建议。二、美国对华贸易调查的现状及特征（一）中国是WTO成员遭遇贸易调查最多的国家自WTO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遇贸易调查最多的国家，远高于其他成员方遭受的贸易调查措施（图1所示）。根据国际贸易组织数据库统计，1995年—2017年全球共发起贸易调查数量为78起。其中，中国共遭受贸易调查立案数量为1701起，占全球贸易调查总数的31%。中国遭受反倾销立案调查1148起，反补贴调查130起。其中，116起反补贴调查和反倾销调查联合立案，即“双反”调查，保障措施334起，特别保障措施起。从总量上看，中国遭受贸易调查数量总体成呈现上升态势，并在2016年达到峰值129起。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上半年，中国遭受贸易调查案件数量为60起。其中，反倾销34起，反补贴20起，16起案件为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即“双反”调查，保障措施6起。这表明中国出口商品不仅面临被加征关税的威胁，而且还遭遇了高峰值的贸易调查，可谓是两面夹击，腹背受敌。14012010080604020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5670123456702345679999900000000001111111119999900000000000000000011111222222222222222222中国韩国中国印度美国图1 全球遭受贸易调查措施前五名的国家或地区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统计106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如图1所示，在全球遭受贸易调查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前五名的国家或地区中，中国从数量和占比上一直远高于其他成员方，位居第二位的是韩国，遭受贸易调查698起，中国和印度都遭受贸易调查603起，美国位居第五位，遭受贸易调查580起。（二）美国是对华提起贸易调查案件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国家302520151050567012345670123456799990000000000111111111999990000000000000000000111112222222222222222222图2 1995年—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图2可见，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数量成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特朗普在对华2500亿商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对华提起贸易调查案件总量达到峰值。如图3所示，1995年—2017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总量259起，位居各成员方之首，占中国遭遇贸易调查总量的比重15.04%。其中，反倾销137起，反补贴68起，保障措施12起，特别保障措施42起。居第二位的是印度253起，美国和印度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措施占中国遭受贸易调查的比重达到30.1%，远高于其他成员方或地区。300250259253200150135100108100965066625859423829280国度盟其西廷大亚亚哥亚非及国坦美印欧耳巴根拿利比西西南埃韩斯土阿加大伦墨尼基澳哥度巴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图3 1995年—2017年成员方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措施前十五个国家或地区状况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107—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虽然美国和印度对华提起贸易调查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是，由于美国贸易体量远大于印度，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其对华提起贸易调查案件多，实施比例高，涉案金额大，大案和要案多，对中国相关行业的破坏性也大。众所周知，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20亿美元，2011年美国对华光伏“双反”案涉案金额30亿美元，反倾销税率49.88%—249.96%，2002年—2014年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87起，肯定性终裁占比83.8%。钻管产品反倾销案中，中国企业的普遍税率高达429.95%。不仅如此，印度近年来对华发起贸易调查呈现快速上涨趋势，且与美国走势趋同，不能不说与美国的“示范效应”有关。（三）美国涉华贸易调查行业分布和关税清单的内在联系1.互补性到竞争性贸易摩擦的转变在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的行业分布比较广泛。钢铁行业、金属制品与非金属制品、纺织行业、化工行业数量较多（见表1），这些行业大部分是美国的夕阳产业，显现出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的特征。虽然贸易摩擦成常态，贸易调查案件频发，但是，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一直没有被撼动。表1 1995年-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钢铁工业造纸工业橡胶制品金属制口工业工业纺织工业非金属制化学原料和口工业制品工业其他合计221113774011457920182102219201793102014255201223020142244220134133201221142011414108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续表）钢铁工业造纸工业橡胶制品金属制口化学原料和工业工业纺织工业非金属制口工业制品工业其他20102420092111222320081013120072465220062112005111221020042113132003214520026131200123132000212519992114199821997119961115199512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12年，美国对华多晶硅光伏电池产品采取“双反”措施。这一案件涉案金额大，对中国光伏产业重创引起人们的重视。a同时，“光伏”案释放出一个新的信号，就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产业转型升级，美对华贸易调查措施开始由a 宏结：《 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COMPAS局部均衡模型实证研究》，载《经济经纬》，2014年第4期，第49—55页。109—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传统产业向新兴制造业扩散和转移。与传统产业贸易摩擦不同的是，由于中美两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同，国家间产业竞争涉及国家竞争力的竞争，因此，从“光伏”案开始，随着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开始由产业间的互补性向产业间的竞争性转变，贸易摩擦开始由产业互补性的贸易摩擦，发展到产业间竞争性的贸易摩擦。二者的区别是，竞争性贸易摩擦具有涉案产品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总金额大，对产业贸易抑制效应大的特点。不仅如此，竞争性的贸易摩擦还可能演化为双方的对抗。2、中国高端制造业遭遇美国贸易调查和加征关税的双重打压 2018年的美国对华贸易战便是竞争性贸易摩擦的极端表现。当发起常规的贸易调查都不能阻止对方新兴产业发展的时候，加征关税是一个见效快，但成本和风险也相对较高的选择。美国对中国两轮加征关税的商品都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且第二轮征税开始扩展到贸易保护的传统行业，并向日用消费品扩展。具体来说，美国第一轮500亿美元的征税范围较为集中，即7月6日第一批落地的360亿美元包括1333个HS八位数编码子项，涉及HS两位数编码18个子行业，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医药等高端制造业，这表明第一轮征税范围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到了第二轮征税，征税规模从500亿美元新增2000亿美元，征税范围显著扩大。从美方公布的清单看，征税范围涉及604HS八位数商品，覆盖绝大部分HS两位数子行业。其中，化工品、纺织品以及金属制品占HS八位数最多，分别为1435、932和733条，占比分别为23.7%、15.4%和12.1%，机电音像设备则继续高达416条。由此可见，高端制造继续成为美国第二轮征税的主要对象，而化工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消费品也全面进入征税范围。美国此次对高端制造业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加征关税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对华贸易调查措施的延续。机工智库对装备制造业贸易救济调查的统计显示，我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中，涉及装备制造业的案件319起，占比16.0%，年均立案超过8起，仅次于化工产品涉案（402起，占比20.1%，年均立案超过10起），居第二位。截至2017年，共有26个国家（地区）对华装备制造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美国最多，达57起，占比17.9%；阿根廷居第二位，达38起，占比11.9%；印度居第三位，达29起；欧盟和土耳其并列第四和第五位，案件数均为27起。我国入世以后，装备制造业贸易救济调查年度立案突破双位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装备制造业贸易救济调查进入一波新高潮，年度110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立案超过20起。可见，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对华装备制造业发案势头增强，涉案产品逐渐转向高附加值产品以及新兴领域的关键零部件产品。以美国为例，太阳能控制板、计算机集成电路、风涡轮机都是美国的优势产业，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将这些产业从本国移至海外，从而逐渐失去了主导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鼓励制造业回归，加大扶持力度。其中，贸易救济措施已经成为其产业扶持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两年，钢材和铝材的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涉案也很多。2017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从中国进口铝合金板自主发起“双反”调查。这是25年来美国商务部第一自主发起的贸易调查，足见美国对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产业的重视程度。与原来钢铁案件保护的夕阳产业有所不同，由于特种钢和广泛性的铝材是装备轻量化、工艺优化及装备产业升级的关键材料，因此，近年来钢材和铝材贸易调查涉及的是高端制造业关键零部件，并且具有多类产品连续在多个国家涉案的特点。这就不难理解2018年3月8日美国特朗普宣布，依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第232条款，以保护为理由从3月28日起对从全球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从而打响了全球贸易战的第一。美国的这一是指向多个成员方的，其目的是跟多个成员方进行谈判，而中国未得到“豁免”，是要正式宣战的成员。特朗普以钢材和铝材为切入点开启对华贸易战，既有从关键零部件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考虑，也有争取总统大选票仓的“铁锈地带”支持的需要。从传统产业来讲，贱金属及其制品是中国遭受贸易调查措施最多的产品类别，钢铁及其制品是中国贱金属及其制品中遭受贸易调查措施最多的行业，占比高达84.14%。美国对华贱金属贸易调查措施最多，高达86起，远高于其他成员方。从以上分析可得，美国对华贸易调查行业分布，与2018年对华加征关税列表所涉及的行业是有内在联系的，这表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贸易战是有计划，按步骤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长期对华贸易保护的延续和升级。（四）“联动”性“双反”调查备受美国青睐自2004年首次遭受加拿大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国遭受反补贴调查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且反补贴调查与反倾销联动成为“双反”调查。1995年—2017年期间，中国遭遇“双反”调查116起。其中，50%以上来自于美国（见下页图4），美国是对华提起“双反”调查最多的成员国。111—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201001016801470126010508406304202100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0美国对化反补贴数量反补贴中国被调查数反补贴占比（％）图4 1995年-2017年美国对中国“双反”调查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网2006年，美国对华首次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合并调查（简称“双反”措施）。之后，在美国只要有反倾销就基本上会有反补贴，特别是经过2012年“光伏”案，“联动”性的“双反”措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中一种新的、 有效的贸易保护的手段。2018年，美国在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同时，仅上半年就新增16起对华“双反”案，“双反”备受美国青睐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轮胎特保”案是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特别保障措施。由于特保措施具有歧视性、便于启动调查和被实施方不能对等报复的特性，而备受美国青睐。考虑到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2013年终止，2016年中国有可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在计算国内价格时不能再使用替代国的做法的可能性，美国开始更多地使用本来只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反补贴措施。 第二，应诉负担重，“双反”措施对出口国的打击更严重。特别是对于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双反”存在重复计算税率和过度救济情况，结果是直接损害不被认定为市场经济主体国家的厂商的正当利益。 第三，反补贴涉及到了一国经济的内部，针对的是中国和企业，终裁一旦发布，就证明从法律的层面确认了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单来自低价，还源于不公平的补贴这个事实。这对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沉重一击，政治意味更浓，本质上是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双反”使贸易摩擦从产品摩擦扩展到产业摩擦、性摩擦、甚至性摩擦，因而天然具有“规锁”（confinement）的特质。112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从调查的补贴内容看，美国密切关注的是我国的贸易、产业和财政。此次贸易战美国智库能够详尽描述中国不合规的外贸和产业，与美国从2006年以来长期对中国产业提起“双反”调查不无关系。此次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没有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大量的产业和专项性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特别是中国的“2025”计划简直就是中国的产业和补贴宣言。因此，无论是应对“双反”，还是回应美国加征关税，美国首先要求的是中国纠正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此次贸易摩擦难以解决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一贯“让利不让理”的做法已经不能打动美国，他们要求的是中国做出根本的转变。从美国青睐“双反”措施到推动国际新贸易规则为核心的TTP，尽管特朗普后来退出了TTP，但美国用新旧规则“规锁”中国的思路却日渐清晰。根据张宇燕的定义，“规锁”指的是美国弃用现存国际制度或体系，代之以一套更具针对性和严厉性的新规则，来“规范”中国行为并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内中低端位置的做法。a现在不仅美国，甚至欧盟和日本等发达成员都致力于为中国“量身定制”所谓“新规则”来遏制中国的发展。2019年1月9日，美、欧、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五次三方会晤，重点讨论了非市场导向的和做法问题，并敲定了有关工业补贴的文本，以期在2019年初就该问题与WTO其他成员进行接触。会晤声明称，三方的讨论集中在非市场导向、工业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WTO改革及数字贸易等方面。而无论美、欧、日各方，还是现在正在谈判中的欧、美、日三方谈判，其中一个隐藏的对象就是中国。例如，美国和欧盟都在推进投资审查制度的改革；美国希望日本给予知识产权所有权人与美国法律同等水平的保护和执法；要求确保国有控股企业“符合商业行为”，并削减支持国有企业的公共补贴；纳入针对汇率操纵的条款（尽管日本没有操纵日元）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剑指中国，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对华“规锁”不仅在经贸领域，更有可能蔓延到金融、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由此可见，要在中美谈判中找到相向而行的共同点，我们必须对美国主张的公平贸易、国际经贸新规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以找到中美之间的最大的制度公约数。a 张宇燕：《 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9）》，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113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三、“公平贸易”视角下的“规锁”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起因，按照美国方面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中美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是贸易摩擦升级的直接导火索。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233.2亿美元，反而超越了2017年275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其原因是中国自美国进口总值1551亿美元，同比增速急剧收窄至0.7%；第二，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美国认为中国违背了公平贸易规则，使中国企业在大量补贴和产业扶持下，通过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迅速发展，给美国企业造成了竞争和威胁。中国没有履行WTO市场开放的承诺，中国受了WTO带来利益，但是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第三，违反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的技术转移要求。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知识产权，盗取商业秘密，特别是通过“中国制造2025”不仅帮助中国企业扩大在美国的出口，更是要通过产业扶持把中国打造为科技强国，这是美国最惧怕的。在中美90天贸易谈判过程中，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放松股权比例等问题是中方容易接受的，而双方最有挑战性的是长期结构性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等。在结构性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是因为中美双方最大的分歧是源于中国“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社会通行的“自由市场模式”的差异，甚至是对立。反映在经贸领域就是双方对“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认知上的分歧。中国一直在主张推动“自由贸易”的“多边贸易”，而美国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直在主张“公平贸易”和“对等减让”，强调市场化、法治化的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此，我们需要研究美国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历史过程，然后，进一步预判中美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哪些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以推进近期的中美经贸谈判能达成协议，进而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长期建议。（一）美国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理念和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85年9月，罗纳德·里根所作的“自由且公平”的演讲，被视为美国贸易思想转向的信号。而1988年8月24日，由里根总统签署通过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则114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是一个明确的转折点。该法案确立了“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的法律地位，这标志着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成为美国贸易的基本原则。自此以后，美国贸易及其意识形态开始由自由贸易主义退守到贸易保护主义，由全球主义退守到区域主义，由多边主义退守到单边主义。这一退守不仅仅是贸易的转移，也是美国面对国际竞争力下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1987年，里根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我将乐意永远成为贸易伙伴，而不愿做贸易傻瓜。”从里根开始，美国的贸易由自由贸易、多边主义转向强调公平贸易、对等互惠主义。a这就不难理解，特朗普为什么如此追捧里根总统了。“公平贸易”原则的兴起与经济理论发展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战略性贸易理论打破了自由贸易是唯一最佳选择的神话，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多元化，比较优势的背后也有了战略性贸易的影子。战略性贸易主张通过国家补贴来扶持本国的幼稚产业，从而获得经济利润，提升产业竞争力。战略性贸易理论和在美国引起过争论，最终，战略性贸易并没有主导美国贸易实践。美国人对干预的恐惧，使战略性贸易的补贴和产业没能在美国大行其道。在“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立法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和市场导向长期以来继续主导着美国贸易。不过，战略性贸易“零和博弈”的主张还是影响了美国制定。从20世纪60年始，随着美国经济外贸依赖性的增加，贸易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而战略性贸易由于兼具外交工具的特性而被美国当作强大的贸易报复武器。（二）“抵消税”视角下“双反”措施的合理性分析公平贸易原则是WTO四大原则之一，该原则要求成员国和出口经营商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秩序。公平贸易体现出国际法治的价值取向，甚至可以看作是“代际公平”原则这一概念的扩充。WTO由主权让渡的各国组成，其规则的制定和运行受到各国实力的影响，在相互塑造和相互制约下维持的一个贸易管制的制度安排。WTO中的《反倾销协议》与《反补贴协议》中的反倾销、反补贴这些贸易救济措施是基于不公平贸易行为产生，是倾销或补贴等扭曲公平竞争行为的救济，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平贸a 吴云翔、叶明华：《 从自由贸易走向公平贸易——80年代美国贸易转向及其原因》，载《求实》，2003年第11期，第120—121页。115—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易。 根据英美法，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是抵消性的，而非惩罚性的。也就是说，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收范围主要依据公平价格认定企业倾销和补贴数额，通过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来抵消倾销和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根据“抵消税”的思想，之所以采取“双反”措施，是因为企业接受了国家补贴降低了其倾销的幅度，降低了反倾销税率。因此，需要加征反补贴税，因此，“双反”措施法理依据依然是抵消税思想。不过，反补贴只适合于要素和价格传导机制好的、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而对于中国（由于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华反倾销采取了替代国做法，按照“一事不二罚”原则，对中国提起“双反”调查有过度救济之嫌）则显然是不公平的。（三）公平贸易的合理性解析自由贸易并不等同于公平贸易。自由贸易未必就是绝对公平的。一是在自由贸易环境下，以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强者淘汰弱者，将可能会导致差距两极化、行业垄断等问题；二是在参与者实力平等的状态下，自由竞争将会导致社会良性循环发展，但现实世界中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在自由贸易中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即自由贸易能够保证“双赢”，但无法保证商业利益的对等交换，实力弱的一方会在自由贸易中受损；三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现有的国际规则是在经历过殖民与掠夺之后国际上各方势力促成的结果，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本身并不具备有公平与公正。因此，公平贸易虽然以自由贸易为基础，但并不等同于自由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贸易意味着实力对比的维度高于自由贸易。关于公平贸易，国内学者存在着误解，也由此导致指导思想的偏差。 国内学者普遍把公平贸易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加以否定，但其实公平贸易、维护竞争性市场秩序的理念已经贯穿到多边贸易体系中，WTO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组织，而是一个为了防止成员方滑向“囚徒困境” 的贸易管制制度。a无歧视原则、互惠对等和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作为多边贸易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发展中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的存在，WTO在强调对等原则基础上，也给予发展中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以一定优惠待遇。例如，对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自由贸易进程的安排，不要求对等减让的普惠制安排等。因此，a [美]科依勒·贝格威尔：《 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中国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116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对于大多数成员，WTO维护的体系是互惠对等的自由贸易体系。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并没有根本的对立，而是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关于公平贸易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平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活动同遵守有关的国际规则，及相互提供对等的、互惠的贸易待遇。它要求世界各国必须共同摒弃传统的保护贸易，转而实行自由贸易，必须相互向他国开放本国的市场。一国如果实行保护贸易和封闭本国市场，就属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必将引起他国运用公平贸易进行制裁和报复，从而意味着最终失去他国的市场。狭义的公平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利用贸易手段来反对他国特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本文提到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制度。公平贸易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是源于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打着公平贸易旗号的贸易救济制度确实存在着被滥用而成为贸易保护手段的趋势，“单边主义”也可能打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而行贸易保护之道。另一方面，公平贸易又意味着国际规则，有维护公平贸易环境、促进自由贸易的积极作用，公平贸易的本质是贸易双方相互给予对方互惠待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行对等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其结果必然是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实现。为了反映公平贸易的两面性，刘力提出基于“单边规则”的公平贸易和基于“国际规则”的公平贸易，a而前者是我们反对的，后者是我们需要积极推进和维护的。不过，“国际规则”的公平贸易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所维护的制度安排。我们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推动者，应该接受基于“国际规则”的公平贸易准则，而不能“逢美必反”，失去了与发达经济体讨论问题的共同语境。（四）“非市场经济地位”是“规锁”中国的抓手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公平发展，自由贸易利益能够在不同经济体中公平的得以实现，需通过贸易制度中有关约束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制度建设得以实现，而公平贸易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博弈中的渐进过程。b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从GATT到WTO，以多边贸易体系为载体的公平贸易制度体系已初现端倪。虽然这个体系尚处于培育期的公平贸易制度，存在很多不完备之处，甚至被有些国家利用了制度的不完备到可能出现单边主义，但是，公平贸易理念在全球贸易规则中无论是在a 刘力：《 重新认识公平贸易的与意义》，载《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3期，第52—57页。b 聂元贞：《 论国际贸易的公平制度与中国的基本原则》，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53—58页。117—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维护公平竞争方面，还是在促进贸易利益公平分配方面都基本得到体现。WTO多边贸易体系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制度安排，正是秉持着公平贸易的理念发挥着促进贸易自由化，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作用。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对外投资方式由水平一体化向垂直一体化转变。国际贸易与投资模式发生了转变，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正在替代传统的贸易与投资模式，国家之间、不同经济体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国家间相互依存与融合性正在加强，于是，维护公平贸易的国际规则也发生了变化，由成员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边境措施，发展为成员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边境内措施，高质量、高标准的新国际经贸规则孕育而生。盛斌a结合WTO对新旧贸易进行了的分类（见表2）。他认为，第一代贸易的特点是，它们均在目前 WTO 协议框架下进行管理，尽管关于农产品、服务、知识产权等议题的协定条款与承诺还很不完善。“第二代”贸易包括两个层面： 二代贸易I是包括在目前在谈 的WTO“多哈发展议程” ( DDA) 中但多数尚未达成有关协定的议题；二代贸易II是未在WTO的谈判与磋商框架内而只是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 (CPTPP)中达成条款或正在谈判中的议题 。表2 贸易分类第一代贸易第二代贸易Ⅰ第二代贸易Ⅱ关税保障措施贸易便利化出口非关税壁垒卫生及动植物检疫竞争电子商务纺织品技术标准采购合作与能力建设农产品例外投资法律海关估价与程序国有企业贸易环境标准国内管制一体化原产地TRIMS劳工标准中小企业反倾销争端解决贸易融资消费者保护补贴与反补贴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公司治理知识产权资料来源：根据盛斌《迎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整理而来。a 盛斌：《 迎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载《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第4—7页。118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第二代”贸易正逐步把国际贸易系统外部环境因素纳入更多的公平贸易的范畴，因而具有高质量和高标准的特点。二代贸易以边界内措施为主，谈判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内的规制协调与融合达成共同认可的最低标准或做法，从而实现公平竞争与消除经济扭曲。不过，由于“第二代”贸易涉及到国内，对国内具有很强的侵略性，留给国内的空间较小，因此，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很难在WTO多边体系下达成一致，发达成员正在通过区域一体化、双边贸易协议和谈判推动国际经贸新规则。在实施“第二代”贸易的机制和制度构建上，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是不对等的。发达成员要求发展中成员提高自身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水平，而发展中成员有让渡更多主权从而面临风险的担忧。新国际经贸规则是中美经贸谈判绕不过的话题。从青睐“双反”措施到通过TTP要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之外，美国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规锁”中国，将中国锁定在低端价值链的战略构想已经形成，并通过对华贸易战逐步实施。“规锁”中国的抓手就是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不仅是美国，美国还来联合了欧盟和日本，在高标的区域性制度安排中将中国排除在外，美、日、欧于2019年1月9日三方会谈聚焦“非市场经济地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美、加、墨新近签署的区域协定，更是绑定成员方以“非市场经济”为由远离中国。原本中国以为，2016年成员方会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绩，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将改变贸易调查中遭到的歧视性的、不公平的待遇，但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已经不可能实现。不仅如此，未来“非市场经济”问题还将成为美国、乃至主流西方国家“规锁”中国的抓手。四、结论和建议（一）结论综上分析，总结如下：1．贸易调查作为常规性、有效的贸易保护手段将长期被美国使用。由于反补贴涉及一国经济内部的，更容易与新贸易规则议题重合，例如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等，因而，“双反”是美国对华贸易调查使用频率最高的贸易调查手段。中国半数以上遭遇的“双反”调查均来自于美国，美国是对华提起“双反”119—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调查最多的国家。2．贸易调查与关税战之间在逻辑上有密切的联系，2018年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商品加征关税，是美国对华高端制造业密集使用贸易调查保护措施的延续。这也表明，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除了传统钢铁、化工产业外，更多的会发生在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与美国有竞争的行业。3.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阶段性发展为对抗性贸易战是中美之间由互补性到竞争性关系转变的必然结果。2018年，特朗普动用了关税、301、337条款、贸易调查等几乎所有的贸易措施。这表明未来动用多种贸易措施、组合拳、全方位、系统、立体化打击中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成常态化。4.重视公平贸易原则在WTO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WTO的公平贸易制度有待在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中逐步成熟，中国作为多边贸易的推动者和WTO最重要的发展中成员，肩负着公平贸易制度建设的历史使命。5.以边境内措施为特征的“二代”国际贸易，对中国“导向干预”的经济体是巨大的挑战。用WTO尚不成熟的“一代”贸易规则，以及涉及国内的“二代”贸易“规锁”中国，将中国锁定在低端全球价值链，最终与中国脱钩，将中国隔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主要意图。如何打破美国“规锁”是中方最应该考虑的战略问题。6.中国因“非市场经济”问题在多边贸易体系一直遭遇歧视性、不公平的待遇，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中国“入世”过度期结束而自动解决，反而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成为美国“规锁”中国的抓手。美国和各主要经济体还将长期把中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体”。（二）建议目前是中美贸易战的“暂停”期，由于商业利益、战略地位、经济的冲突，中美经贸谈判达成协议的任务异常艰巨。为此，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区分不同层面的冲突，采取不同策略解决问题。搁置争议，求得双方最大共识，以获得阶段性的谈判结果。中美之间存在巨大制度差异，90天内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中美之间确实需要让双方都能“下台阶”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中美摩擦升级是一个多重性的摩擦与冲突。其一，表现为商业利益的冲突。120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例如，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减少，中国给予美国更好的市场准入，这些问题在谈判中是比较好解决的，中方目前正在做的增加进口、降低关税、扩大外资进入领域、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都是在解决商业利益的冲突；其二，是战略实力的较量，最后是竞争的冲突。战略实力的较量和竞争的冲突也就是双方都意识到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这是谈判最难攻克的领域，需要双方拿出诚意，动用政治智慧解决问题。美国倾全国之力来跟中国打一个毫无理性而言的贸易战，让美国收手，他们的要价是很高的。美国在多种场合已经表明，他们需要中国根本的改变，“让利不让理”是无论如何不能蒙混过关了。对于新的经贸规则，中国能接受的议题可能是知识产权、采购、竞争、环境保护等，不容易接受的话题是劳工标准、国有企业和禁止性补贴问题。双方涉及的敏感话题：中方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互联网管制；美国敏感的话题是取消对中国出口管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a2. 承认公平贸易的合理性，与主流国家找到相同的谈判语境。美国贸易代表多次提到中美之间要“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公平贸易是WTO的核心理念，中国切不可因为美国提到公平贸易就完全无视公平贸易、对等减让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作用，而将中国置身于以公平贸易为内在逻辑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的行列之外。不管美国“单边主义”如何，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首先成为规则的维护者和执行者，树立国际好公民的形象，然后，才是能够成为参与规则的制定者。3.构建符合国际规范的、有中国特色的新产业是打破中美谈判僵局的突破口。不管是“双反”措施，还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的产业一直是遭到美国和国际社会诟病的领域。中国的产业往往是专项性的禁止性补贴，其特点是“强干预”、“专向性”和“价格扭曲性”。失败的产业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而且对产业本身是损害。“光伏”产业便是一个产业扶持失败的案例，违规的产业不仅使产业招致贸易调查，而且还成为永远长不大的企业。在企业调研中，那些在“光伏”双反案中活下来的企业，他们反而感谢贸易调查，因为贸易调查强制性调整了中国过剩的光伏产业，甚至促进中国国内光伏产业的发展。因此，合规的、符合国际规范，同时又体现中国特色的产业不仅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也是中国自身发展所需要的。a 盛斌：2018年11月24日在中国经济学会演讲《中国贸易战与中国经贸改革》。121—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9年第2期4. 将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变为中国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动力。面对美国和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规锁”，中国最好的应对就是坚持40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承诺更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加强自身内部的市场化、法制化建设。中国要打破美国的“规锁”，就是不要“逢美必驳”，要学习对手的经验。例如，美国完备的法律体系对美国本土企业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而中国不完备的法律制度，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抗中显得力不从心。中美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是和制度的较量，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40年改革自主的选择。 （责任编辑：孙文莉）122the choice of industries is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hoice and the criteria of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ial choice, that is, time, space, and support of the people. Based on case studies, the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ive key industries in the Grand Canal economic bel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cluding setting up a system of joint ministerial meetings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belt; setting up 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nd; 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inland river-type bonded zones; establishing 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um ; and building a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demonstration area.【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economic belt, industry choice, policy suggestion【Author】Yuan Zhibin, Ph.D. in engineering,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and strategy,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policy, etc.An Overview of the Choice of Path for Dealing with the Escalating Sino-US Trade Friction Based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US Trade Investigation against China (104)Hong Jie【Abstract】Trade investig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by far become a normality. Th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nd “non-market economy status” are favored by the US because of their “confinement” nature. This logic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appeal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fter imposing higher tariffs on China. The 90-day buffer period for the suspension of the U.S. trade war with China is crucial for both parties. How to exchange time for space, what “compromise” can be made, and how to find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keys to the agreement. By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 trade investigation cases against China, this paper interpre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ir trade, the US trade policies, find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 US tariff war against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158trade investigation, and predicts the trend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 It also puts forward that, faced with the long-term nature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world in a century, China’s best response is to persist in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d while promising greater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strengthen its own internal marketization and legislation. If China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finemen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should avoid opposing everything by the U.S., accept the legitimacy of fair trade,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ts opponents, and eventually turn itself first into the maintainer and then the maker of the rules. It is the competition of systems that lies behind the competition of economic strength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Key Words】Sino-US trade frictions, trade investigatio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confinement”, compliance, fair trade 【Author】Hong Jie, dean and professor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Business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Chin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er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trade friction and so on.Analysis of Chinese Overseas Port String Bases Strategy (123)Li Qingsi Chen Chunyu 【Abstract】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lue water navy fleet and its rising projection capability, building overseas (military and port) bases will naturally fall into place. Upholding a non-alignment principle, China will not pursue military alliance, but the increasingly expanded overseas interests can be protected only through necessary overseas bases, and some common practice of big powers has provided Chin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since the counter-terrorism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equal and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military bases and military allies, so China can build and posses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while sticking to its long-time foreign policy principle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rt string bases should not follow the style of other powers, the American style in particula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ilitary dominance.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