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

(《哲学动态》2001年第10期)

简论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

杨寿堪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10-0028-04

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即哲学自身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哲学的本性至关重要。当我们反思半个世纪来我国哲学所走过道路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哲学与政治关系始终没有很好解决,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出现另一个偏向。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缺乏真正了解所致。

　　哲学,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研究两类问题:一是客体(自然界、人类社会);

一是主体(人自身)。前者是关于世界的存在问题,它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与改造世界;后者是关于人的存在问题,它要解决的是如何理解人与人生的真谛。

元哲学的共性首先是指哲学所揭示的认识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普遍原理、普遍命题以及普遍方法等等。例如,今天人们常常谈及的事物发展三大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相互联系、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原理,认识必然就是自由的命题,正反相倚的辩证法,等等。人们常说哲学是智慧之学,就是因为哲学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原理、命题与方法,为人类观察世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论与思维方法,能更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哲学的共性最大特点是超越性,即哲学揭示的普遍规律、普遍原理与普遍方法,是超越时空限制的,是古今中外普遍适用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哲学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作用,其智慧来自何方?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神启示得来的,也不是哲学家头脑里固有的或一时冲动得到的,而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人类思想文化的沉淀,通过哲学家一代一代的努力,进行加工改造,抽象概括,逐步形成的,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可见,哲学的普遍原理与普遍方法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不是某一阶级、集团或某种人的“专利品”。

当然我们说哲学揭示的普遍规律、普遍原理、命题与方法,具有超越性,并不是说它是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它会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深化,以及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丰富与发展。例如随着今天航天科学的飞速发展,传统牛顿的绝对时空论为爱因斯坦相对论所代替。电脑网络走进人类生活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势必引起人们思维方法的重大变革。所以这里说的元哲学的共性的超越性,不是绝对的,也具有相对意义。

元哲学的共性还表现在哲学旨在帮助人们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即给人自身一个安身立命之“地”,给人一种精神境界。精神境界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民族,还是对一个人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精神境界的追求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躯体。我们从信仰宗教的人中可以看到,由于对宗教的信仰而产生的对心灵的感化作用,精神的震撼力,是无法估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与宗教是非常接近的,都是以信仰为依托,都旨在提高人的精神281

境界。但两者无论是精神境界的内容实质,还是达到的方法与手段,都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毫无疑义,不同时代的人、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精神境界。但我们这里说的哲学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境界。它一方面是指超越自我达到“无我”。哲学上说的超越自我,是使人从人世间的名利、是非和情欲的纷扰和困境中摆脱出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人达到了“无我”的境界,就能在困难与生死考验面前无私无畏,勇往直前,这就是“浩然之气”。

另一方面是指超越“非我”(客观)达到“大我”。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人总是要受“非我”(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受着客观的必然性的支配与束缚。但是人的思想、精神又可以超越“非我”(客观)达到“大我”。“大我”并非排斥、无视客观世界,而是否定客观世界的外在独立性,使之成为“我”的自身的内在环节,人的思想、精神同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就是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中国传统哲学称为“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中国儒家称为“仁”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称为“仁人”、“仁者”。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并不是说万物都归我所有,世界的一切都是“我”所为,而是说打破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达到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即内与外、我与物,不再彼此对立,而是一种人“与天地参”的境界。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是“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即天、地、神、人“四元”一体。

黑格尔指出:从物质享受来说,我们可以把哲学称为“奢侈品”,不是必需的;但是哲学与人类其他精神产品(例如文学艺术等)一样,它的存在是出于人类“高尚”精神生活的需要,它旨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对人类精神生活来说,又是须臾不可无。无疑,黑格尔的看法是正确的。

　　元哲学的个性,我认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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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时代性。“哲学并不是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一样,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哲学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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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每一种哲学都是它时代的哲学,都要受它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就是说,每种哲学理论、学派和思潮的产生与存在都是和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科学等文化背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产生与存在的文化载体。当我们评价一种哲学学说、思潮的主要倾向时,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政治、经济、科技等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理解和科学的说明。当然,对“时代”有不同的分法,就粗略地来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即使古代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他的哲学观不可避免地具有古代朴素性与不科学性,他提出的“第一推动者”,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以及“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的观点就是典型的事例。在近代,哲学家以力学的机械观看待一切,甚至提出“人是机器”。“理性”是哲学家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理论武器,“理性法庭”成为评判事物存在与否,以及真伪的准绳。“理性决定一切”,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意志决定一切。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是哲学中的普遍的哲学原理、命题和方法的具体内容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哲学史上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个普遍命题,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普遍主张主客“原始”的统一,物质与精神“实体的统一”。但近代哲学家则主要强调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到了现代,哲学家几乎都反对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学,主张超主客二分,用中国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天人合一”。

哲学的民族性。人们常说文化的本土化,实际就是指文化的民族性。哲学的民族性是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有所谓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又分为中国哲学、印度

29哲学、阿拉伯世界哲学等等。有人认为西方哲学着眼研究“外在物质”,中国哲学着眼研究“内在生命”,印度哲学着眼研究“无生本体”。有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主张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又有人说西方哲学主要是研究客体,因而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哲学主要是研究人主体自身,因此伦理学成为哲学的主要内容。这些观点虽然不同,但都说明一个道理:不同国家、民族的哲学是各不相同的。这是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渊源以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

哲学的阶级性。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和体系,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社会条件。首先,哲学家的理论观点都是在已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其次,哲学家理论观点不能不受他所处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以及科学发展条件的影响;再次,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家本人的阶级立场及其思想意识的倾向性对其哲学理论观点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的群体之中,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社会人群都是以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划分为各种等级,因此哲学家的思想有其政治倾向性,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这种政治倾向性、“阶级烙印”的内容,在一个哲学家的一生中会有变化,甚至会发生相反的转化。在存在不同集团、阶级的社会中,所谓绝对“中立的”不偏不倚的哲学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评价哲学家及其思想时,我们既要反对阶级出身决定论,又不能否认哲学家政治的倾向性。

　　哲学的共性存在于哲学的个性之中,哲学的个性又表现哲学的共性。马克思、恩

格斯创立的哲学是崭新的世界观,它既具有哲学的共性的性质,又具有哲学的个性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哲学时,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即把以往哲学思想体系中有关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理、命题和方法,进一步加以改造和丰富,使它更为科学与准确。今天我们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大致可以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如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论,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原理,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三个领域,为我们正确观察自然界、提高辩证思维、剖析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普遍原理与方法。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声明,他们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服务的。马克思说:在未来人类的解放事业中,“这个解放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所以阶级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鲜明的阶级性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不同的个性特征。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他们的学说是在19世纪中叶形成的,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

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今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第一,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哲学的共性———普遍的原理、命题与方法,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反对“过时论”,即反对以时代变化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毫无疑义,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理论、原理,并不是把它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第二,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个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所以我们不能全部照搬,要采取具体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当今时代和我国实际,创造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哲学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典范。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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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面对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及其关系的分析,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哲学虽然不能给人一种具体知识,给人一种谋求某种职业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无用之学”,但是哲学又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门科学,是无用中有大用,

这是因为哲学给人类提供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普遍理论、原理与方法,给人类提供一种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如何处理好哲学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对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的分析,一方面告诉我们,哲学是高悬于空中的,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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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之为哲学与政治的“非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告诉

我们,哲学又不能离开它所处的时代,总是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从骨子里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我称之为哲学与政治的“同一性”。我们正确地掌握了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对于正确全面理解哲学与政治关系有

特殊意义。

如何对待哲学的遗产,即哲学继承性问题,也是建国以来讨论很多的问题之一。当年冯友兰先生提出一种观点,我们称为“抽象继承法”,认为以往哲学中抽象命题、抽象原理是可以继承的,其具体内容是为当时政治、阶级服务的,不能继承。虽然这种提法(抽象继承)是否科学有待商榷,但从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来分析,我们认为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事实上,今天我们为了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继承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编写的各种读物、教材,正是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我们是否可以说,关于元哲学的共性与个性及其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正确理解哲学继承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

注　　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6页,三联书店,1956版。[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75版。[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75版。

(责任编辑　贾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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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认识论的新视野

郑祥福　宋建平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金华　321004)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10-0031-04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瓦解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但因历史主义强调科学理论的建构性和主观性,而逐步形成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科学哲学,从而导致了科学在文化中的权威性地位的丧失。所以,自60年代开始,以W.塞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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