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末俄国汉学的崛起与汉字研究

18-19世纪末俄国汉学的崛起与汉字研究

摘要：18－19世纪末俄国汉学在起步、发展乃至走向成熟的进程中，汉字的研究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俄国对汉字的关注和解读从未追随西欧“欧洲中心论”出发的汉字观，而是从本国利益的现实角度出发，在利用西方成果的同时秉持文化“对话”式的心态，在其独特的汉学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汉语汉字研究的特点，推动了俄国汉学的崛起，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俄两国平等文化交流的开展。

关键词：俄国；汉学史；汉字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

俄罗斯与中国原本并不接壤，1240－1380年蒙古的入侵和长期统治，使得中俄有了初识的机缘，而俄罗斯16－17世纪末马不停蹄的扩张，也最终使中国进入俄罗斯的视野。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奋勇抵抗，俄国不得不暂停扩张的步伐，认真审视中国。而其首要任务就是掌握中国的语言。然而学习汉语对西方人来讲并不仅仅意味着学习一门普通的“外国语”。汉语作为另一个独立文明中心的语言代表，完全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西方对它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其面对另一种文化时的心态和解读方式，从而引发不同文化相遇时能否真正交流以及如何交流的问题，而俄罗斯力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

一、中俄商路打通与俄国汉语学习的缘起

17世纪初，英国正积极谋求对华陆路贸易的可能性，为此多次向已将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版图的俄罗斯政府征求过境许可。俄国人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决定自己掌握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借以提升在欧洲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首先由地方政府于1618年向中国派出了探路团队即彼特林使团。虽然彼特林使团一行并未能见到大明万历皇帝，但是却带回了一张中国地图以及万历皇帝的国书。如果这封国书属实，这将是现今有史可查

的俄罗斯上层社会首次面对中国的汉字。此外，1641－1642年哥萨克韦尔什宁

(E.Bepmaarm)随同土尔扈特商队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宁，他也带回了一封大明思宗皇帝的国书。由于当时的俄政府找不到能够翻译中文的人，这两封国书长期被束之高阁，直到1675年才由俄罗斯另一抵京使节斯帕法里(H.τ.Cnaqbapии，1625－1708)设法请人译出。可见语言不通是两国关系长期难以发展的直接原因。甚至由于俄国汉文原件的丢失以及在我国文献档案中查不到相应文件和确切记载，这两份文件本身的真实性还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成为历史上的“悬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语言障碍对两国正式交往所造成的影响。

然而俄罗斯不会放弃在东方潜伏的巨大商机。随着历史机遇的出现，俄罗斯最终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采取和平外交途径合法长期进驻北京，达成深入探察中国的目的。1685－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争后，清政府收纳了一部分俄国战俘、投诚的俄国士兵及其家属。这批人自愿被送至北京，受到康熙帝的优待，甚至还默许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礼拜堂。清政府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拥有教堂的消息传到俄国，立即引起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当时的俄国正面临北方强邻瑞典的挑战，还要与奥斯曼帝国周旋，国内又在实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使他自然而然地重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广袤而富饶的土地，重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以及同大宗毛皮进口国――中国的贸易”。于是彼得一世多次想办法与北京的东正教徒取得联系，并竭力保住北京东正教堂这个窗口以寻找机会打开局面。例如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有传教士随行以加强和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1702年3月沙俄还以北京的传教士列昂节夫(M.лeoHTbeB，?－1712)年迈为由公开要求更换北京的传教士，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1715年俄国以允许清廷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部为交换条件促成俄国商队及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往北京。而另一方面，沙俄的多次遣使以及中俄边界纠纷也同样令康熙皇帝关注到了沙俄这个邻国，尤其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康熙帝深感凭借第三方语言(拉丁文)与俄国往来的不便，因此早在1708年便亲自筹建了同文馆的前身――俄罗斯文馆以促进俄语教育。或许

是这一消息进一步激励了俄国沙皇派使团进驻北京的决心。1728年通过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俄国终于与中国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中俄商路畅通，同时俄国还争取到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的重要权利。这些权利在当时都是其他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沙皇令驻北京传教士团直接听命于俄国外务院亚洲司，而非宗教部门，使得驻京传教士团成为集宗教、外交、商务、文化等多种职能为一身的驻华机构。尽管俄中商业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得益于官方的积极推动和非常现实的需要，但毕竟冲破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东西方平等交流的稳固平台，为俄国汉学起步并迅速赶上欧洲水平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许中俄相遇过程中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历史机缘注定了俄国对中国的研究要走不同于欧洲的道路，官方性和实用性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汉学的首要特性，它既是俄国汉学发展的枷锁也是坚强依托，为俄国汉学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俄国为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汉语学科，采取了引进外籍专家从事专业研究与派遣学生留学中国的并行发展策略。俄国深入了解中国要过的第一关便是汉语，而要度过这一关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便是承载汉语最大信息量的汉字。这使得一代代俄国汉学家们不得不在解决汉字难题上下工夫。汉字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预示着对汉字的研究态度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俄国整个汉学学科的研究态度定下基调。

二、俄国汉学初期以汉字研究为标志的“异军突起”

当俄国驻京传教士团成员在北京依靠中国先生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欧洲人自己的西方语言学习经验生硬地学习汉语的时候，德籍学者拜耶尔(T.S.Bayer，1694－1738)于1726年2月来到上年末刚刚成立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开始在俄罗斯国土上尽情施展其学术抱负。拜耶尔最初受邀的研究方向并非是包括中国学问的东方学，但拜耶尔似乎非常了解自身来到俄国的使命，了解东方学对于俄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充分发展了他在汉学方面的兴趣，成为在俄国最早进行汉语汉字研究的汉学家、最早关注汉字体系性质的学者。拜耶

尔就是在这里代表俄国汉学界最早向西欧同行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这一声音宣告了俄国汉学开始崛起。

拜耶尔拥有对汉字的研究兴趣在他所处的时代并非偶然。自16世纪开始，汉字直接表意以及在东南亚通用的特性在西方是如此激动人心，使得当时不少学者包括哲学家都曾关注汉语，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排除不同民族间语言障碍的渴望。然而汉语知识匮乏加上学习起来是如此困难，以致米勒(An－dreas Mtiller，1630－1694)声称找到“中文之钥”时立即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其中包括当时正在研究“普遍语言”的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G.W.yon Leibnis，1646－1716)。他曾亲自给米勒写信并一口气向米勒提出了十几个关于汉语的问题。米勒最终也没有公布“中文之钥”的秘密，而掌握详细资料的耶稣会士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公开发表其有关汉语的著述，汉语及其背后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对于西欧来 讲似乎更加浓重了。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拜耶尔于1730年出版了《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这部书令西方公众汉语知识严重闭塞的局面被打破，俄国驻京传教士团成员也增添了一部难得的参考书。《中文博览》很快被宣布售罄的事实说明西方对汉语感兴趣的并不止是东方学学者。《伦敦杂志》“名人传记”的专栏文章(1782年2月)曾以“文字说”(On words)为题写道：“如果对文字的思考仅是如此肤浅，就像我在这里冒昧写出来的东西一样，那么当了解到一门语言拥有规则的系统时定会令你兴奋起来。我现在正在研读我偶然听说的一本书。它就是拜耶尔于173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中文博览》，对汉语的描述相当全面，它将这种集知识、天才和艺术为一体的东西呈现在我面前，足以引起我们对这种智慧力量的沉思，并给予难以言表的崇敬。”这部著作不仅为俄国科学院带来了声誉，也奠定了拜耶尔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科学院后来决定找人接替拜耶尔的“希腊罗马古史”的教授职位，而让拜耶尔成为“东方古史”的教授，足见俄国科学院对这方面研究的支持和重视。

在汉字的属性上，尽管拜耶尔与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同样都热衷于推崇汉字构造的系统性，但拜耶尔非常坚定地否定在当时汉学界更具权威的傅尔蒙所支持的汉字是象形文字的说法，这也自然就否定了汉语乃至中华文明源于埃及说。这在18世纪是很难得的观点，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的说法基本上自17世纪开始就已经是西方主流的言论，何况后来得到傅尔蒙的支持。或许由此《中文博览》引致傅尔蒙的尖刻批评。拜耶尔在《中文博览》中曾指出，与埃及的象形文字相比，汉字缺乏那种神秘的象征性。如果要做比较，他觉得汉字比较像古罗马的密码，但是这些密码相对汉字来讲却没有任何系统性。在拜耶尔看来，汉字是一个构造严密的笔画组合体系，与当时西方已知任何古老文明的文字属性都不同。为此拜耶尔还独自开始了《大汉拉字典》的编写工作以实践自己的论断。

其实拜耶尔也并没有十分准确地认识到汉字的性质。由于中西文化相遇初期相互之间讯息资料的匮乏，未亲身去过中国的拜耶尔只能在有限的二手资料中进行甄别研究。受米勒、门泽尔(Dr.ChristianMentzel，1622－1701)以及傅尔蒙有关“中文之钥”言论的影响，他将汉字的产生途径简单化，认为汉字仅起源于八卦符号，并由此推论汉字中存在着严密的构造逻辑，将自己大半生困入了归汉字为“哲学语言”这一不可能有结果的艰苦论证中。然而拜耶尔在其所处时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附和其他欧洲学者，将汉字类型划入西方已知的古老文明的范畴中，而是承认汉字本身所承载文化的独立性，并为捍卫这种独立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中曾提到：“18世纪下半叶和整个19世纪内，许多人支持另一种同样稀奇古怪的观点，说中国的语言是从埃及的图形文字派生出来的，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是从古埃及的人聚居地一脉相传下来的。在19世纪，人们很难相信中国人不是从某一公认的古老文明的中心获得文明的。”可见这一习惯性的思维模式直到19世纪都占据大多数西方人的头脑。因而，尽管拜耶尔在汉字体系的解读上曾表现出了过度理想化的期望，但他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为汉语争取独特属性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为此他还多次向北京的耶稣会士汉学家虚心求教。通过拜耶尔和巴多明的通信我们可以了解到，巴多明甚至就拜耶尔提出的问题向中国当时的著名学者、85

岁的徐元梦(1655－1741)老先生求证。巴多明在给拜耶尔的回信中提到，徐先生精通满汉文，他也曾经在汉字构成的规律上研究过一段时间，以考察汉字是否根据某些规律通过组合笔画构成，但他最终否定了这样一套规律存在的可能性。无论结果如何，拜耶尔解读汉字体系、理解东方式思维的尝试客观上促成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具有学术交流意义的一幕，开启了俄国“对话式”汉学研究之先河。

可以说，拜耶尔发出这种与欧洲学术权威不一样的声音，正与俄国汉学兴起的初衷相吻合。因而仅从这个角度讲，拜耶尔也是属于俄罗斯的。俄罗斯成就了拜耶尔西方汉学先驱的地位，拜耶尔对汉语的执著研究也一度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俄国汉学在18世纪中期就进入了世界汉学研究的前沿位置。沙皇彼得一世踌躇满志，力图靠西方专家扶植本国的学术起步，并使之尽早踏进欧洲学术前沿国家之列。在这一点上拜耶尔可以说是很出色地履行了自己职责。苏联时期著名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л.E.CKaqKOB，1892－1964)有关拜耶尔在科学院的汉学研究“对俄国的汉学发展未产生任何影响”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后面的论述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拜耶尔是科学院聘请的外籍学者中极少数曾用俄文发表过文章的学者之一，他在科学院勤奋工作，英年早逝，客死他乡，其在俄国汉学史上的地位不应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驻扎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在俄国官方的督促下于18世纪末逐渐进入了汉学研究基地的角色。它培育出的汉学家翻译了大量字书和经学典籍，横跨18－19世纪的第八届传教士团的5名学生中更是出了利波夫措夫和卡缅斯基两位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虽然传教士团成员暂时还没有编出具有独创性的汉语教材，但从傅尔蒙对拜耶尔的评论中，可以得知俄国传教团的成员的确有借助拜耶尔的《中文博览》来学习汉语。因此可以说，俄国官方大力支持的“外援”策略推动了俄国自己的学术人才和学术资源建设，俄国汉学真正崛起、成为汉学大国已经为时不远。

三、俄国汉学的真正崛起与汉字难关的冲破

俄国自彼得一世起就开始了融入欧洲、成为西方文明世界一员的努力，但俄国自奉为基督教正统的东正教信仰使它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西欧天主教世界的排斥，再加上俄国落后而根深蒂固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它融入欧洲的道路举步维艰。直到现在，欧洲对能否把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俄罗斯看作一个欧洲国家仍存有疑问。但是，地跨欧亚横贯东西的俄罗斯，不会仅满足于做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大国”。因而，为了找到自身的位置，加强了解东方，开展东方学、尤其是汉学的研究对于拥有大片东方领土并与中国比邻的俄国来讲不仅是一件刻不容缓的现实任务，同时还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将必须摈弃狭隘的西方经验，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视角。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欧学者的手中，即使是俄国自己的科学院也是如此。1812年俄国取得反法卫国战争的胜利后，在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自彼得时代即开始的“向西方学习”也结出了丰硕果实，俄国的文艺学术开始走出模仿期，在一批本土大师的带领下迈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俄国汉学也自北京传教士团培养出汉学大师比丘林(H.я.BичypиH，1777－1853)后，拥有了挑战法、德汉学权威的实力。比丘林甚至将“纠正当时弥漫于欧洲以及俄国的有关中国的大量不准确的消息作为自己学术动机”，他因此被称为“爱国主义者”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斗士。这也促使俄国汉学家们更关注中国历代学者的言论以支持自身汉学研究的进步。自此，俄国汉学在独立的学术道 路上获得了重大发展，开始在世界汉学中占据要席，而汉字研究更是其中的一朵奇葩。比丘林在他著名的《汉文启蒙》(1838)当中就试图摆脱拉丁语法框架，结合中国传统语言学知识和概念建立汉语语法体系，推动了俄国汉语教学向专业化迈进。在汉字的起源问题上，他坚持宁可相信中国史料记载也不迷信西欧学者言论的态度，认为汉字在舜帝之前很久就存在，拥有自己独立的起源。

其实，汉字本身就是一个展示中华历史文化的窗口，蕴含着东方的智慧，俄国的汉学大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出自北京传教士团培养的王西里是俄国汉学史上继拜耶尔之后又一位将目光锁定汉字体系本身的汉学家，同时也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或许王西里吸取了拜耶尔研究失败的教训，他的目标更为实际：只想创制一套更简便的汉语字典检字系统乃至识记汉字的方法，以驳斥西欧学者类似汉语落后于时代的言论，提高汉语学习效率。在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汉语专业教授的王西里看来，汉字不仅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难关，也实属最为关键的一环。他认为，套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将研究重心仅仅放在所谓的“汉语语法”、“词汇”上是难以把握汉语实质的。他曾对当时欧洲汉学家的保守思维提出了深刻批评：“人们正在极力套用屈折语的古典规则来解释汉语中不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其具备的东西……无论如何，汉语研究至今还没有超出套用外语规则的阶段，无非是在将其它语言的语法翻译成汉语。”因此，王西里意图以汉字研究为突破口建立全新的汉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解决了汉字难题，也就找到了西方人更快理解汉语的钥匙。最终王西里创制了“字形系统”。在这套体现汉字构造系统性的工具书排字方法中，包含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以笔画排简单字，以简单的字排复杂的字，这个构思与拜耶尔排字的构想可以说完全相同，另外二者还都选择了以汉字最右下方的笔画作为排字的基准笔画，只是拜耶尔的汉拉字典未及完成，所建构的体系也远未成形。王西里的排字方法不仅显现了汉字的构形特点，还结合了音序排列，有着部首、音序等检字方法所没有的优点。采用字形系统排字最大的好处是能令不识字音并对正确数出汉字笔画存在困难的汉语初学者快速查找到要检索的汉字，排列原则总的来说比较重视感观性，尤其适合西方汉语初学者。现任俄罗斯通讯院士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B.л.PиqbTиH)先生在回忆自己初学汉语时谈到王西里的字形系统还印象颇深。他在与笔者交谈中提到，他至今仍对判断汉字部首、准确数出汉字的笔画存在困难，而他和同学在初学汉语时用一天的时间便都迅速掌握了字形系统检索汉字的方法。这充分说明了王西里字形系统的易操作性和高效性。

更为关键的是，王西里在汉字的解读上成功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字理论，帮助西方人实

现对文字思维模式的转变。1884年王西里出版《汉字要素》，重点推出笔画与复杂整字之间的构字单位――“要素”，以减低对合体字的记忆负荷。为明晰“要素”在构字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王西里充分利用了“六书”理论，将汉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尽可能地展现出来，帮助汉语学习者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例如王西里解析“千”时指出“／”为“百”字的简化，这样“十”个“百”即“千”；而易与“千”混淆的“干”字则解析为10个循环符号的通称(即“天干”)，因而由“一”到“十”即为“干”。再如王西里解析“敢”字时提到在古代被俘要被“割去(又)”左“耳”等等。可以说王西里证明了欧洲早期一些哲学家所顾虑而拜耶尔则努力想要体现的――汉字字形构造上的系统性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而且是能够帮助记忆汉字的。王西里的汉字研究可以说是拜耶尔科学化汉字研究方向的可实践性拓展，突出表现了俄国在汉语研究上的实用性和创新性特征。

王西里在解读汉字体系过程中，以中国传统文字理论为基础，利用西方逻辑思维的优势，形成了笔画到汉字要素再到合体字的集中式组合识记模式，使得千百年来传统的汉字教学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颠覆了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普通语言学，通常把文字排除在语言的要素之外。因为这些语言所使用的拼音文字只是单纯记录其音系的符号。但是就汉语而言，文字却存在特殊性。汉字是非拼音的，就其本质来说，是立足于表义的。我国当代学者也最终在20世纪末提出“汉字也应视为汉语的要素之一”，并发出在汉语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汉字教学的呼吁，之后也出现了类似于王西里“要素”教学的汉字“部件”教学探讨、利用六书理论进行汉字教学的论证等等。而在这些方面，俄国汉学家曾远远走在前面。王西里的汉字解析理论是俄国汉学自主发展巅峰时期的杰出成果之一，体现了俄国汉学所特有的文化包容力和理论创新能力。这一成果的出现和应用成为俄国能够在王西里的时代确立世界汉学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和条件。它代表着19世纪俄国汉学家在消除语言背后的东西文化隔阂上所做出的积极思考和努力，他们为促进中西文化平等的“对话”式沟通做出了贡献。因而这些努力成果不应当被历史尘封，应当为俄罗斯的后世学人继承发扬，而这其中也需要我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努力。

四、结语

与俄罗斯汉学家对汉语汉字秉持的一贯态度不同，欧洲其他国家对汉语汉字的认识却经历了颇为戏剧化的变化过程。16－17世纪中西往来之初，欧洲对汉字大体是持推崇褒扬的态度。垄断中国知识的耶稣会士出于自身传教利益的需要，不惜扭曲真实情况而极力美化中国形象和汉语汉字，使得汉字在欧洲文明世界引起了不小的冲击：从韦伯(J.Webb，1611－1672)颇具影响的以《圣经》为依据的汉字为原初语言之论，到傅尔蒙断言汉字中存在清晰而明确的哲学性规则，汉语汉字的形象在欧洲达到了历史顶峰。而到了18世纪，欧洲对于汉字的认识受到中西“礼仪之争”、清廷禁教的波及转而趋于贬大于褒。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兴起，语言知识大为丰富，理性思维更趋成熟，对汉语汉字的认识照理说也该进一大步。然而，因受生物学上物种由低到高、逐段演进之说的影响，此时的西欧学界却普遍以为汉语处于人类语言发展阶梯的最底层。其主要原因就是汉字种种与拼音文字不同的特性无法得到西欧的认同，而被贴上“低等”的标签。他们还由此衍生出各类“推论”，似乎为中国当时的落后和欧洲的进步找到了某种“根源”。例如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K.W.Von Hum－boldt，1767－1835)指出屈折语最有利于人类精神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将汉语作为屈折语的反例，认为是汉语民族的精神缺陷导致其语言的偏执，它反过来又不利于汉语民族精神的发展。

而俄罗斯在官方的推动下，以现实角度出发，维护学术独立，反而在客观上保持了一种对等的文化“对话”心态，因而能够在汉字的研究上独具特色，并更有效地解决汉字难题，为俄国成为世界汉学大国提供了有力支持。事实上，只有平等“对话”，才可以穿越表象，接近真实，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力。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在中华文明已经危机迭现的19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家王西里却能够得出与西欧汉学界完全不同的结论：“汉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于任何其他语言之下。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必定进人普及教育圈，必定走出被划为无生命力语言的舆论氛围。汉语的形成无疑比那些失掉生命力的语言的诞生要

早，历史将证明，汉语会比其他一切语言更具生命力。”同时，无论是拜耶尔的汉字系统构想、比丘林的汉语语法，还是王西里的汉字教学，都是努力在欧洲经验之外客观地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汉语自身特点的新的理论框架，展示出俄罗斯汉学在官方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独特的发展方向。在此俄罗斯出色地充当了中西文明“平衡”者的角色，做出了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西方对东方文化认同危机的尝试，展示出了在推进世界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发展中俄罗斯因素的独特作用，这也是俄国汉学不断发展的原动力。这也警示我们，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俄罗斯，自身研究特点的形成都有着共同的深层原因：它们对汉字乃至对汉学的解读和研究都是以本民族利益为基本考量，很早就形成了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学术思维，这也是它们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上得以稳固的基本保证。这一点也应当引起我国研究者深切关注。

责任编辑：宋 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