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

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地形

气候

河流

自然资源

交通

政治、军事、宗教

(1)产业结构

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而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靠第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二者几乎同步进行,即工业、服务业就业比重每上升1%,城市化水平也提高1%。如果第一产业比重低,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比较高,则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反之亦反。

长期以来,西部由于受到观念、制度、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直接导致了不合理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影响了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是西部城市化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

(2)经济增长

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步伐。由于经济发展使经济收入增加,人们的需求也随之提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更高层次的需求会随之产生,但不同层次的需求收入弹性是不同的。在众多商品中,农作物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人们对该类产品的实际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相对减少;相反,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收入增长导致对它们的需求更快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会带来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必然带动投入结构(资本与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结构相应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资本与人口在空间的高度集聚,并因此加快城市化步伐。

(3)资金状况

城市化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构转换与升级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区域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导致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一方面,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金积累用于发展制造业及相关的资金密集、周转时间长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城市化要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足够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要

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中心就需要建设现代化设施,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

(4)区位因素

世界上的各种资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市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图纸、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聚集,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滨海的良港、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市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相反,“穷乡”则往往处于“僻壤”。地理位置沿海、沿江的城市或临近已有大城市的地区总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又因为自然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造成了资源供给的地区价格差异,从而影响城市的分布和工业布局。自然资源匮乏或长期难以利用的地区,其城市化水平总是落后于资源丰富、或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

(5)基础设施状况

随着经济发展,各种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医疗卫生状况、通讯交通设施等在特定区位形成了大量集聚,这些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发挥着积极的决定作用。根据集聚经济理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服务以及较集中、有规模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城市吸引力,所以又会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增加地区的可通达性,缩短城市与农村的空间距离感,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西部资金

匮乏,技术落后,且地形复杂,进行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极大,使西部交通建设十分落后。2001年全国铁路总里程为58,655公也与东部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进一步阻断了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联系,加大了西部地区推进城市化的难度。

(6)政策支持

客观上说,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既是历史过程的沉淀和延续,又是政策战略导向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国家在东部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各种基础设施;给予东部企业种种优惠;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开放城市、保税区等,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深圳从80年代初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国际性的现代化都市。而西部地区,国家没有采取这一系列措施,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地区资源的提供地、产品的销售市场,城市化进程自然缓慢。

(7)外向化程度

区域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区域的开放度越高,则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越迅速,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从而有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

进口替代内向度高,城市的开放性小,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滞缓,城镇的动力机制较弱,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低。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阶段,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一般只有2.5%—3%,与人口增长差不多;而出

口导向则外响度高,城市的开放性大,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频繁而量大,城镇的动力机制较强,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高。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普遍达到5%—6%,几乎是进口替代阶段的两倍。韩国和台湾就是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来加速工业化,并推动城市化。

(8)科教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和成果的普遍推广和应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同时深刻的改变产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影响城市化进程。科技的推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大大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城乡文明的融合;同时深刻改变就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而西部在科技进步和教育水平上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2000年西部文盲率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高于东部,而具有初中教育程度、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则远远低于东部,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教水平的落后进一步影响了西部经济的活力加深了城乡文明的隔阂,加大了西部推进城市化的困难。

(9)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城市化获得了新的动力。实际上,不论是在发达的西欧工业国还是新兴的亚洲工业国,在城市化早期阶段,农村及农业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农业及农村的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因各国国情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体现。就亚洲国家来看,则体现在一是无论农业的发深度开发还是农村地区工业化的加快,都提高了农村地区对人口容纳能力;二是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了托达罗所谓的农村与城市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同样起到了缓解人口向城市迁移压力的作用;三是农业及农村的发展扩大的城市工业及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及需求。四是建立在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从而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10)人口密度

根据一般经验,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相应的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面积少,农村人口不能依赖土地生存,或者说有限的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他们有更强的压力和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较多的就业,而且城市发达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给城市居民提供了较高的收入,收入差距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城市优越的生活居住条件,也对乡村居民产生和大的吸引力。这促使乡村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西部地区,相应的,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远大于西部地区。

匿名 回答采纳率:40.6% 2010-07-02 10:28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生动力a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剩余粮食的生产力是城市形成的第一前提。B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形成的第二前提（二）工业化是城市化直接动力（三）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

动力（四）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内生决定性力量（五）人口与城市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

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1 引言

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200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8％，较1978 年增加了26 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用地规模不断增长，1985 －2 0 0 0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用地年均扩展速度为850km2。进入21 世纪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市的空间结构面临调整，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进入修编阶段。

在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市规模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与用地规模在1990 年代初已被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目标和标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许多城市在199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或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其中2010 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比上版总体规划确定的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增加30％以上。城市发展规模一直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关注的焦点，多年以来主要是通过预测人口规模来确定用地规模，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如何解决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规模问题得到城市规划界的关注。纵观现有的文献，主要有3 种代表性的观点：（1）产业需求的角度。根据城市的性质、职能的特点预测城市生产性用地和非生产性用地；（2）制度建设的角度。在经济的转型时期，要实现“范式的转换”由规模控制向制度建设转变；（3）市场的角度。由于市场力量在城市发展和建

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对城市规模预测的一个可取的方法是确定一个规模目标域，按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规划与建设的目标，解决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总之，在城市规模的确定中市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发展的政策要求促进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城市规模的控制十分必要。那么，在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如何控制城市规模呢？

城市规划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在人口规模越来越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分析和掌握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因素，政府才能运用自身的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水平阶段时，通过城市用地规模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控将会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2 从人口规模控制到用地规模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其核心是想通过人口规模的控制，引导城市化的过程和城市的有序发展。传统方法认为，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城市人口规模决定城市用地规模。这种思路的形成与我国户籍制度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固定在一定数量上，并按国民经济计划增长，人口迁移是服务于城市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当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产生需求时，就可以通过户籍的变化，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实现劳动力供给，同时，城市用地也相应地为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居住提供空间。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人事制度，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在计划掌握的范围内，也就可以实现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进而

通过人均用地指标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控制。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的限制，通过人口规模控制实现用地规模控制是可行的。因此，传统的城市用地规模预测方法是用人均用地标准乘以城市人口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结构控制。

19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以全球化为背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为市场化，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合力。经济体制变革使我国城市化机制中的市场因素越来越强，原有确定城市用地规模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模式的变化。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80 年代初期我国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政策，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上解放出来，并通过自由的流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我国现在的流动人口分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就业市场吸引邻近省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广州、 深圳、东莞等城市外来人口分别占了常住总人口的15%、20%、43％、82％、75％，人口的流动保障了城市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是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投入。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极其丰富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投资往往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我国现有的投资来源来看，新的投资的来源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再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投资的主要产业类型。在市场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劳动密集型企业追求的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最低。城

市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当其他条件都一致时，是否能吸引投资取决于土地资源的丰裕程度和价格的高低。因此，城市用地规模往往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中的约束条件，城市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规模提出要求，在劳动力大量供给的背景下，城市用地规模决定了城市可以容纳的人口规模。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稀缺，国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一直以来实施的是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城市规划应该通过对城市用地的合理预测，达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目的。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对城市规模的管理应该由计划地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逐渐向加强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转化。我国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这为通过土地供给的调控实现城市规模的优化提供了条件。

3 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与数据

通过城市用地规模的调控，实现对城市规模的管理，目的在于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实现城市土地的有效使用，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基于此，需要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 影响模型的构建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伴随现象，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通过对土地、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增长，显然经济增长是城市用地变化的重要动力。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不同，相应地，引起的用地变化也就不同。

由于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城市用地规模受到城市等级规模的影响，规模效应越大，城市用地效率越高，每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相对越小。

我国城市具有明显的行政等级，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源，而且具有较大的管理事权，城市用地增长的需求也较大。基于此，我们试图构建如下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3.2 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用城市人均GDP 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建成区面积表示城市用地规模，虚拟变量的选取分别为：城市职能分为大型综合性城市、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采掘业城市、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5 种类型；城市等级规模分为城市人口200 万及以上，200 万～100 万，100 万～50 万和小于50 万4 个等级；城市行政级别分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其他地级城市2 类。

为了真实地反映城市人均GDP 情况，城市人口采用城市市区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由于人口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分析采用1990 年和2000 年两个时间段。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GDP数据取自1991年和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选取全国地级及其以上199 个城市为样本。

4 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2000 年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

200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建成区面积为14907km2，城市国民经济总量为40058 亿元，占全国GDP 总量的45％，城市人均GDP 为15396 元，为全国人均GDP 的2 倍，城市建成区地均GDP 为26872 万元，并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 表现出对数线性相关关系（图1）。

表1 报告了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回归1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 的对数线性回归，相关系数为0.659，就一年的截面数据而言显示出较高的线性相关，c1 为0.548，显示城市人均GDP 每增加1％，平均而言，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0.548％。

回归2 是加入城市职能的虚拟变量的回归，D1、D2、D3、D4 分别表示大型综合性城市、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采掘业城市，系数c1则表示的是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 的弹性。回归的相关系数为0.732，显示加入虚拟变量后，方程的解释程度提高。D1、D4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符号为正，即大型综合性城市和采掘业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 的弹性与其他类型城市不同，大型综合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弹性为0.445，采掘业城市为0.422 ③。D2、D3系数不显著，也就是说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与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弹性一样，为0.403。我国不同职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 增长的反应是不同的。

回归3 是加入了城市等级规模虚拟变量的回归，D5、D6、D7 分别表示城市常住人口200 万及以上、200 万～100 万、100 万～50 万的城市，系数c1 则表示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小于50 万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的弹性。回归系数同样有了提高。我们发现D5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的城市建成区的弹性增加，为0.455，但D6、D7 的系数不显著，显示城市常住人口200 万～100 万、100 万～50 万的城市与小于50 万的城市的建成区弹性是一样的，为0.426。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我国20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具有建成区加速扩展的趋势。城市用地效率的规模效应没有体现。

回归4 是加入行政级别虚拟变量的回归，D8表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回归相关系数为0.682，D8 的系数显著，符号为正，显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较一般的地级市的弹性大，为0.503，而一般地级城市的弹性为0.478。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这与转型阶段这些城市掌握了较多的资源配置权利有关。

4.2 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用地影响的动态过程（1990-2000 年）

为了反映不同时期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变化，我们采用相同的199个样本进行回归计算（表2）。回归5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 的对数线性回归，相关系数为0.641，同样表现出较高的线性相关，c1 为0.716，显示1990 年城市人均GDP 每增加1％，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增加0.716％。比较回归1 与回归5 的结果，可以发现1990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较2000 年的要大，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GDP 的增长需要较多的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这反映了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发展条件而言，2000 年

的中国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1990 年要高许多，经济体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促使了土地资源效率的提高；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00 年样本城市的平均GDP 是1990 年的近5 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的集约程度也就越高。

城市用地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过程同样表现在不同的城市类型上，表2 报告了各种城市类型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大型综合性城市、采掘业城市、城市常住人口200 万及以上的城市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或5％水平下显著，而且系数为正，其他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与2000 年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且系数都增加了。大型综合性城市、采掘业城市的建成区弹性分别为0.576、0.556，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弹性都为0.520；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弹性为0.648，常住人口200 万～100 万、100万～50 万与小于50 万的城市的建成区弹性都为0.616；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弹性为0.663，其他地级市为0.624，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类型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也说明我们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5 小结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人口流动越来越趋于市场化，传统的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主体的城市规模控制思路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城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对城市用地规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体制下，通过用地规模的管理实现城市规模的调控是可行的。进一步，我们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弹性，实证分析了我国城市

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

从分析结果来看，为了能够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管理，我们必须对城市经济规模，特别是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规模和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区分，使人口规模（包括“隐性”的流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匹配，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更好地协调土地资源和公共资源的配置。

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而言，应该根据城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动态的管理，在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增长的数量和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标准，包括不同等级的城市、不同性质的城市的用地标准，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城市用地数据库，及时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的标准进行动态的更新，使城市规划不仅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而且可以对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实现城市的持续发展。

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转帖]

作者：马庆斌／韩恒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城市形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城市体系，城市要么因切割全球城市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而繁荣，要么被全球化浪潮抛弃而衰落。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通过自己的视野分别研究了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发展要素集合从区位、资本到人力资本、制度以及文化等，内容越来越扩展、越来越“软化”。但以前的观点往往把研究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割裂开来，导致研究视野比较狭窄。本文对主要

学术观点加以综述，认为城市竞争力与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是由城市要素及其耦合机制决定的。

关键词：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全球化，城市体系

一、引论

不断演进的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演化为人类生产、生活、文化、政治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作为国家、区域核心的城市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是城市和区域，而不再是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

反观城市的发展历程，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的城市走向繁荣，有的城市走向衰落。时至今日，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各个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并参与（或者被排斥在外）切割全球价值链条的不同环节。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耦合机制是什么？为何在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某些因素而不是别的因素，成为决定城市发展的关键？地理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通过本领域视角对之进行了解释。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综述性的文献，但这些综述往往把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割裂开来，没有把各个学科观点统一起来。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工作综述，综合研究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主要观点。进而更加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理论研究是以国家、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基于城市是国家、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的观点，本文认为可以把这些理论作为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来借鉴。

本文分别对影响城市发展的区位、资本、技术等有形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创新环境等“软”因素进行总结。

二、传统理论

本节重点评述区位、物质（金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区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经济细胞集聚在城市空间才形成现代城市并推动其发展。现代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产业聚集的场所。因此，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这些微观层面的因素也必然要考虑在内。

1 区位

简单来讲，区位是指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城市从最初的选址，到发展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实体，是一个从自然区位到经济区位的过程。本节分析经济区位。

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是把它们让位给了区位论。而且，区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以经济学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区域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正确地论述各种区位配置的地理空间。

以A•韦伯为代表的最小费用学说、以郝特林为代表的相互依存学说以及以廖什为代表的最大利润区位理论等构成了古典区位论。这些理论主要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工厂定位与原料地、市场区位以及运输方式等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是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发展起来的一套定量工厂区位分析方法。

战后在艾萨德、D.M.史密斯、哈里斯等学者的推动下，区位论有了很大发展。[2]一是从单个的厂商区位决策发展到地区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研究；二是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到力求接近区域实际的区域模型；三是区位决策客体几乎涵盖了现代经济所有产业部门；四是区位决策不仅考虑了成本、利润等，还考虑了人员的居住、出行、娱乐等效用最大化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活动的实践说明，以完全竞争条件为理论假设，并以具体企业微观的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区位理论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这是因为传统的区位理论忽略了创新环境、制度变迁、不确定的政治因素、社会文化背景等对经济活动巨大影响。

从对运输成本、企业间的物质投入产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经济活动所处的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是产业区位研究近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3]新的区域经济学就吸收了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区内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和国民收入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的演化和升级，投资率、失业率等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解决中心城市的过度集聚和生态条件恶化等问题。

2 资本

本部分所指的资本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

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4]生产投入三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中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而物资资本的多寡及其形成的快慢，则是束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里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哈罗多——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理解快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

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深入分析了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他认为：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建立起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是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而资本的形成通常有外延型资本形成和内涵型资本形成。前者主要是由储蓄率、投资转化率及资本形成率来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提高资本的利用率（投资选择和资本吸收能力）实现的。

但实践表明，资本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增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却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因素谈投票人

标签： 城市文化

城市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由城市人文状况及管理待因素构成，具体是由城市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政府行为等影响经济利益的难以量化评价的因素。文化因素对城市经济社会利益的影响有长期性、间接性和隐蔽性，有时也具有决定性。

1、制度与秩序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或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多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聚集地，代表着一种生活和生存方式，它的基础是一种制度和规则。城市制度是整合城市诸多要素的核心，城市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的重要本质，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又可分为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产权制度；从城乡关系及城市发展过程看，包括城市准入制度、发展制度、保障制度等；从城市主体需要层次看，包括生存制度、安全制度、发展制度、享受制度等；从社会管理角度看，有工商制度、税收制度、交通制度、司法制度等；从社会资源构成看，有人口制度、自然资源制度、环境制度等；从社会实际交往与日常生活看，则包括工作习惯、生活习惯、社会习俗等。 城市制度虽不像公共产品那样为经济活动带来直接的便利，但对于一个城市的生产、投资与消费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城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对于具体城市而言，有效的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通过激励和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创业行为，激励居民

的投资冲动，激励居民的工作热情，克服偷懒，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充分灵活的企业制度，高度自由的市场制度，积极适宜的政府调控制度，能保证资源根据利润的驱动而充分自由地流动，合理高效配置。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提高城市产业的竞争力，扩张城市的综合功能和单项功能。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之所以能很快从边陲小城镇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甚至在某些功能方面具有全国和世界的意义，制度创新是功不可没的。 秩序是制度作用的结果，包括城市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环境安定、宽松，经济环境适宜，社会治安良好，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得以顺利进行，产业价值能有效地创造并得到顺利实现，城市产业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旦社会秩序出现问题，城市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及城市内部和外部系统之间的联系就遭到破坏，企业之间的交易难度增加，生产要素不能实现正常结合，企业生产难度增加，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从动态的角度看，资源、资金和人才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总是顽强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流动着。城市社会稳定，经济行为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才有保障，经济活动收益预期高，国内外资金、人才、技术会向该城市聚集，该城市产业规模将不断扩大。相反，如果城市的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将会导致资金、技术向外转移，产业和居民迁往它处。

2、信用和商业道德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在一个不守信用的国度里，构建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条件将无法建立。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离不开银行信用及证券融资，商业信用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其发达程度如何，往往反映着城市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首先，商业信用问题涉足于城市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城市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里的市场参与

者，既包括国家及政府部门（市场宏观调控主体），也包括市场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他们的行为涉及到市场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如果其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失信），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例如，发达的城市信用创造了各种票据,票据的流通虽然不能够完全取代金属货币,但它减少了货币的流通费用。信用流通可以使企业相当大的一部分商品交易,完全不采取货币支付,以提高交易效率;有时也作短期的资金融通,以缓解支付困难。企业销售可以用赊销的方式，把大量商品卖出去，或者批发用赊销的方式，在货币没有流回之前，购买大批新的商品。若急需要资金，可以用商业信用购买。企业购货可以使用商业信用，在商业票据到期后支付，从而缓解资金周转压力。这样，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结合，好比为城市经济这一机器上了润滑油，使其畅通地运行。但是，如果社会信用严重恶化，现有企业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市场经济即不能健康发展，也不能向高级阶段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成为空谈，人类生产就要倒退。其次，商业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城市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城市的商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动摇城市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市场经济的精华在于竞争，而竞争机制的有效性也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如果竞争主体不讲信用，必然造成竞争的无序性，最终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商业道德是商业活动应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即其行为是否符合行规则，是否为多数人所认同。它一般表现为否有商业欺诈，是否讲信誉，质量是否合乎要求等。商业活动的许多责任和利益都无法以契约明确表达出来，这些责任和利益只能依赖于商业道德的约束，城市的商业道德的状况构成其商业道德的环境，它影响着城

市的整体形象，因而也是城市经济发展中文化因素。

3 、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主要由城市的自然景观、城市的规划布局、城市人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政效率等要素构成，而市民行为、公仆作风、文化氛围，风土人情又

是富于特色的城市形象最关键的内容。城市形象从人们的感受而言，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具体来理解：首先，现代城市的精神形象。它是一个特定城市的精神支柱。其内容是城市精神生活所提炼的理念信条，是城市发展哲学的高度概括，是城市历史风云和传统所凝聚的民风和市民精神的写照。如深圳的“拓荒牛精神”，正是这年轻城市精神形象的真实写照。一个城市的精神形象是具有弥漫性的，它可以渗透到城市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其次，现代城市人的形象。人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的言行来体现的。这个言行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生活的，也有职业的；既有百姓的，也有政府的，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都无不反应市民的整体素质，反映政府的工作作风和行政效率，它是城市形象的窗口，是城市形象核心之所在。第三，现代城市的视觉形象。它是城市形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城市建筑物、商业环境、绿地、广场等都是城市形象特色展现的基础。一个城市只要有一个或几个极具个性的视觉景观存在，就会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海滩的“万国建筑群”，北京的“故宫”。这些视觉景观无不让人对这些城市印象深刻。第四，现代城市的消费形象，除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商业服务以外，还涉及社会服务、政府服务和公益服务，也包括城市生活和城市环境与设施的条件与质量。消费形象是最鲜明的，对城市形象影响也最大。除人们通常

所意识到的商业服务以外，还涉及社会服务、政府服务和公益服务，也包括城市生活和城市环境与设施的条件与质量。消费形象是最鲜明的，对城市形象影响也最大。第五，现代城市的风情形象。风情，指的是风土人情，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是特定形象的风韵所在，是城市个性色彩最浓烈部分。它不仅包括了这个城市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人文风采，而且也包括名胜特产、人情往来、男女情怀、俚语方言等。第六，现代城市的经济形象。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而城市显然是经济的中心，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的经济状况、经济类型、经济特征，都是城市最重要的象征和经济支柱。如青岛“海尔”、长春“一汽”，西安“杨森”，芜湖的“奇瑞”，作为城市品牌，在扩大城市知名度，发挥城市扩散效应上，为城市形象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为城市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4、文化个性

城市的文化个性是指城市的社会历史传统，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宗教信仰、行为方式、家庭与社会组织、风俗习惯、道德准则等，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单个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是单个企业和政府决策的外生性变量。城市特有的精神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资源对城市的功能地位状况及其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价值观念影响城市总体功能的大小，也影响城市功能的商业性程度。一个城市赚钱意识浓、追求发财的风气浓，能对居民形成强烈的创业激励、能使居民产生强大的创业动力。城市居民道德操守良好，能对居民行为产生有效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有利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和综合功能的增强。城市商业气氛浓郁，居民更倾向于把发展实业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人力资本积累也趋向于专门化的商业技能，决定着其商业功能特别

突出。正如香港人注重企业成就、敬仰名商巨贾的文化风气，推动着新一代香港人拒绝安逸、抛弃享受，历尽艰辛，实践理想，香港人的吃苦耐劳、敬业爱业的精神，使香港创造了奇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科技型城市需要有一个富有创新意识、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创新氛围是形成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重要条件。标新立异、开放宽容、无拘无束、充分交流，这都有助于创新思想的形成。而敢于冒风险、勇于进取、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将有利于新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的创立和发展，有利于城市创造更高的产业价值。硅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中心，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其特殊的社会意识和精神文化。 文化个性决定城市功能的差异。温州特有的强调自我“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商业文化，造就了温州百万商人，也决定了温州城市的小商品、小企业生产和加工型城市的个性。受儒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思想深厚影响的山东青岛，制造业、大企业发展成为其个性。国际上，德国、美国、意大利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个性都生长于独特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