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感悟 在路上感悟

一 手机上有个未接电话，打开看，是一个

同学的，很好的哥儿们。他现在开着一家很有知名度的公司。 电话打过去，迎面而来的是抱怨。“照片怎么发得这么小？你怎么这么小气？”之类的话占了不长的通话时间的大部分。

我反复给他解释他不听，他不能理解的是，我身为他的同学，怎么会给他这么小的版面。 报社有内部的规矩，类似的企业做好事的稿子，一般来说发不大。但是他肯定有他的苦衷:我出了这么多钱，为老人办了这么多好事，我拿这些钱做广告，也应该发得挺大吧？怎么会发这么小了呢？

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他眼里看来，报纸就应该为他做大一点，更何况，有我这么个同学在报社，更应该发得大点。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大不大，而是发不发。

有许多的例子可以证明，报社对这种事处理得很冷漠。除了自己的活动，除了广告，一般都处理得不大。我当然不能强求。但是细细一想，人家公司做好事的目的是什么？人家公司叫你们记者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报纸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考虑一下企业？ 让良知、正义、真理这些字眼真正扎根在读者心目中，让他们时刻被尊重，让他们的爱与被爱找到沟通的桥梁，这，或许正是办报纸的真义。从这一点上讲，与其一个亏损破产企业工人上访不能报道，不如企业做了好事就给报道，给一个空间对它说爱，给一个空间，让它对别人说爱。

二

很长时间了，我没有勇气去打那个末位是4的电话号码，它就藏在我的手机里。 但是一些原因丝丝缕缕，就像春天里漫天飞舞的杨花，似有还无，朦胧晦涩，说也说不清，不说时，它分明又撩拨着我的神经。

那个苍老的声音在一个冰冷的夜晚在我的耳边响起:“记者，我给你说，那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名字，想让你给起个名……”接下来是撕心裂肺的咳嗽。“……也怪听话，讹人（哭闹）的时候，我跟她说，你是苦命的啊，别讹人了，她还就真的不哭了！”

刹那间我感到了特别的温暖和心酸――一个先天残疾的女婴，依靠着报社的力量，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心人愿意为她付出1万元的医药费并且完成了手术，这是何等的可喜啊！并且，女婴是在其父母扔弃了仅仅两天后被抱上手术台的。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有天夜里3点多，老人听到一个小孩子不停地哭。天明的时候，孩子的嗓子哭哑了，路人经过时，一遍遍地揭开小包被，去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病，以便决定自己是不是把孩子抱回家，可是，又一遍遍地盖上。最后的一个路人甚至大意到连孩子的包被都没有给盖上 ――那是2004年的第一场寒流来袭，我们都穿上了毛衣。

后来，老人的女儿抱着孩子，用粗大的手掌擦眼睛的照片被发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沉默了一天后，孩子终于有救了――大老徐，一个说话挺冲的人，愿意给孩子付医疗费，“1万元也行，2万也行，只要能给孩子治好病。”

不过，这次老人跟我说的不只是这个孩子，还有一个11岁的男孩子。他家附近一个离婚妇女，只身养了两个孩子，女儿18岁了。最近，这个妇女查出有白血病，“活不长了”。 “闺女还好办，找个婆家嫁出去行了，小子不好办啊，你看看能给养着不？我已经没有

能力养了。”老人说话是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个和自己一点都不相干的故事。老人说你肯定有办法，你要有办法了就给我打个电话啊。

我当然不能养。交给报社，发篇文章看看有好心人给养吧？可是，那位患白血病的女人，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让人带走？我们怎么能只管孩子，却眼睁睁看着那位母亲的生命如风中之烛，一点点逝去？但是，我们又能怎么管？

很多时候，无奈和无助，经常侵袭着我们的全身――逃也逃不脱，想进取，又无可奈何。 三

很长时间了，两个女孩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抹不去。原因是她们的真实，现实中的和报纸上发表出来的是一个样子。

第一个女孩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图片很大，女孩子手里拿着一瓶纯净水，嘴里叼着一些煎饼渣子，脸上的表情惊恐怪异，好像是偷东西的时候被我拍照曝了光。如果没有那段说明的文字，谁也不会明白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发她在头版。

原因起源于一个电话:一个山区小学的学生家长说，他的孩子交了茶水费，却没有能够喝上热水，甚至冷水也不够他们喝的。部门的头儿高度重视这个线索，于是，派了我们两个记者在一个大雾天出发，务必找到这个学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必要的话，“坚决曝光里面的黑幕”。

一辆老车载着我们两个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路上的行人都好奇地看我们的车。到了学校，调查的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不是不给学生喝水，而是这个学校根本没有水给学生喝――打了几眼井，却见不到水，只有老师从家里挑来，轮流值班。

于是产生了那句打动了不少人的话，这句话用在了文章的结尾，一位老师送我们时说，

“来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让你们喝一口水。”

这句话第二天感动了一位老板。他拍案而起决定给学校捐款打井，并给孩子们带去了很多纯净水。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观察这些孩子对待这瓶水的表情，尽管后来的稿子没有一点体现，但是这些孩子对待这些纯净水的表情足以让人产生更多的联想。这时我掏出了相机。

教室里光线暗淡，闪光灯闪起的一刹那，镜头里出现的是一张惊恐的面孔，孩子想逃又来不及，想笑又觉得害怕，想害怕又觉得应该给我一个微笑――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后来有人说，这样难看的照片都上了一版，他怀疑相关人员的能力。

我知道，当时是可以凑上一大群孩子，让他们每个人都举起水，面对镜头，笑颜如花一样的灿烂，这样的喜庆场面经常出现在许多地方。但是，我不能。真实哪怕让人沉重哪怕让人心悸也是真实，它是新闻的生命。 四

没有想到一个包工头会是这么穷，老李的出现，让我对包工头的印象发生了变化。 老李是在一个人的引领下，怯怯地走进报社办公室的。此前，他辗转找说法，甚至找到了市里的建筑设计院，只是为了证明:他干的活是符合建筑设计图纸的，而包给他活的人，却以他的活没有符合设计图纸，少给了不少的钱。

“谁说我的活没按图纸？我就是按了！”老李说话时非常激动，弄得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看他，让领他来的那个人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是建筑设计院的，他很有同情心，但是领导不能给出具这样一个证明，所以他领着老李来到了报社。

为了找个说法，老李从乡镇管建设的副镇长跑起，到县里的建设局，到市里的建筑设计

院，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活确实是按照图纸干的，他们扣你的工钱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好管啊。

有人给老李出了个主意:你到城里找媒体去，人家肯定能帮你把钱要回来。后来建筑设计院的人把他领过来，找到了我。

50多岁的老李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寻找媒体的过程。他之所以执意要个说法，是因为家里的花生大豆卖得差不多了，家里一台21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被找他要工钱的邻居给抱走了。

“你能去一趟吧？”老李怯怯地问。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一趟”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的本身多么复杂，而是来反映问题的人想让我们去给撑撑腰，类似于的 “站场”――看，我都把报社的记者请来了，你敢不给我钱？而我们呢，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去监督，而是弄清，尽管我们知道，有些高居云端，在水一方，永远无法企及。

但是我还是去了，坐了一个上午的车。我去的原因不是为了“站场”，而是了解一下这些包工头的生活，看看层层盘剥之后，这些小包工头到底会有多少利润。

包工头老李见了我后特别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了克扣他工钱的那个人那里。 当时到底说了什么我现在忘了，但是那个人很凶，很不怕，“焦点访谈来了也无所谓”。 原想协调一下，看来没有指望了，老李非拉着吃饭，不吃饭不让走，我们只好到了一家车站附近的饭店。

老李挺奢侈地点了一个炒鸡，还有1斤水饺。那个鸡炒得白花花的，我一点胃口都没有，老李还一个劲地让菜，自己一口也不吃。他的一个大拇指“喂”给了机器，少一个指头的手在我面前晃着，我吃了几口就发现不对劲，就停了。

“记者，我实话给你说吧，我家里的孩子已经一个多月没吃油了……” 说着他就擦起了

眼泪，越擦越多。老李都50多岁了，以前，这么大的男人哭只有一种可能:家里死了人。 后来，他把所有的菜和水饺都打了包，然后我付了钱。

后来，关于老李的稿子发了，挤在版面的一边。这个版的头条是城市的一个水管裂了，维修人员正在抢修。

注:本稿件来自大众网（省略）、《青年记者》网站(省略)的传播评论论坛。 （作者单位:沂蒙生活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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