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式规划评价指标及芝加哥大都市区框架规划评析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Collaborative Planning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Regional Framework Plan of the 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刘刚 王兰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基于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的协作式规划模型的核心原则；并比较其与强调系统的理性模型在规划师的作用和规划过程的不同。文章同时介绍了印尼斯（Judith E. Innes）所提出的协作式规划模型的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其评价体系强调在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的价值体系下，规划师如何通过规划过程建立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共识，编制规划方案和进行规划决策。结合芝加哥大都市区框架规划，这一协作式规划模型在规划实践中应用的典型案例，文章运用印尼斯的标准体系对该区域性规划进行评述。最后作者将分析协作式规划在中国规划实践中可能的应用，以及该评价体系对更广泛的规划项目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core principles o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odel, which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reated by Jürgen Habermas. We compare the function of planners and the planning process in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odel with those in rational planning model that emphasizes systems. It follow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collaborative planning, which provides criteria for both process and outcome.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cuses on how planners build consensus through planning processes in a fragmented society and complicated value system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regional framework plan for the 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a typical collaborative plann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n concludes with exploring to what extent we could apply th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odel and its evaluation framework in Chinese planning practice.

关键词：协作式规划；评价指标；芝加哥；大都市区框架规划Keywords: Collaborative Planning; Evaluation Criteria; Chicago; Metropolitan Framework Plan

作者：刘刚， 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访问学者，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博士。

arch.liugang@gmail.com

王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与政策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讲师。wanglan@tongji.edu.cn

城市规划理论一直在寻求指导规划师工作的依据，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工作方式。其中城市理论的研究改善了城市规划师对城市发生发展的理解，支撑了规划师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依据；规划理论则集中讨论规划师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可以运用的规划手段，以及规划过程的不同模式。理性规划对于系统数据分析的推崇，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强调规划师代表弱势群体；而在理论界当前最前端的协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则指出居民直接且平等的参与到整个规划过程的重要性。这一新的规划模型已经得到西方理论界的普遍认同，并开始在规划实践中尝试，尤其开始在社区规划和区域规划中应用。规划理论家探讨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协作式规划的核心原则，如何评价在这个模型下的规划过程和成果。本文将介绍协作式规划理论发展的背景，影响这一规划模式的理论渊源，以及在此模式下以印尼斯（Innes）为代表的美国规划理论家对规划实践提出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概述由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NIPC: Northeastern Illinois Planning Commission）主持编制的芝加哥大都市区《2040区域框架规划》（2040 Regional Framework Plan）的规划过程及成果，并通过前面讨论的协作式规划评价标准，对这个规划进行评论。希望通过这种理论介绍和实践评述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从规划理论出发对规划过程和成果进行评价的一种方式。

1 协作式规划的缘起和核心

美国社会因为收入和种族等原因日益分化，在各个不同团体和人群之间发生隔离和冲突，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矛盾的源头。这种碎片化的社会造成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困境，增大了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难度。物质规划师面对不同团体对于空间用地等物质环境的不同要求；经济发展规划师则面对在不同种族的社区之间差异巨大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不同潜力。在这种背景下，将规划视为一个交流和协作过程的观点在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因而以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为基础的协作式规划成为了

34国际城市规划2009 Vol.24, No.6协作式规划评价指标及芝加哥大都市区框架规划评析美国规划实践者逐步在尝试的规划模型。

根据赫利（Healey, 1996）的分析，协作式规划模型的发展主要受到三大理论的影响，包括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对于语言及其背后潜藏的权力关系的探究、和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学派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三者之中，对协作式规划影响最重大的是哈贝马斯的学说。哈贝马斯（1984）反思曾一度统治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提出其他方式的学习和思维方式，从而重新建构现代主义，而不是和许多后现代学者那样，彻底否定现代主义。哈贝马斯的核心概念是不同于工具理性和自我主体中心理性的交流理性。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工具理性建立在启蒙时代的精神和思维方式上，但演化为强调“我为文明、你为野蛮”的二分思维方式，在和资本主义结合后成为维护强权者保持特定生产方式和利。交流理性是建立在单个益分配方式的工具（魏光吕, 2001）

个体在自由和开放对话下所形成的契约。这种理性打破了工具理性的客观唯一性，建构了在当前碎片化社会情况下的另一种客观性，摒弃了独断、强加和简单化。发生在公共平台（public arena）上的自由开放的对话将形成交流认可的理性，达成共识。交流是协作行为中的一部分，交流理性并不能完全取代工具理性，而是置工具理性于次要位置（Allmendinger, 2002）。在不确定性、复杂、碎片化、各种冲突并存、以及网络化的社会中，权力和信息广泛分布，交流理性提供了一种更加合理可行的理性的形成方式。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所强调专家和专业知识的特点进行了反思和修正，为城市规划理论提供了新的哲学思考引导。协作式规划模型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之上。

强调过程的协作式规划和强调系统的理性规划（rational planning model）相比较，两种模型对于知识的生成方式的认可不同，进而导致规划师职责和规划过程的差异。在理性规划下，知识是通过知识分子和专家生产和传播，民众通过启蒙教育了解世界。能够获得和创造知识的人处于高端，对民众讲授知识，教育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在这种理性指导下的规划模型，规划师掌握专业的规划知识，为社区提供规划服务。协作式规划建立在后现代思潮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之上，提出交流理性和集体理性，知识的形成是通过相关各方的平等公开对话形成，产生出的知识对各方都具有意义。这样模式下，规划师并不具有比社区居民等相关利益群体更高层的知识。正如张庭伟（2008）呼吁重视在规划中的常识性问题。他指出，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是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常识，而得到大家认同的常识是建立共识的基础；因而回归常识是协作式规划的基础。规划师的工作包括参与规划过程、编制规划文件、推动规划实施及组织规划评价四方面。在规划过

程中，规划师难以扮演启蒙和传授规划知识的角色，而是需要在过程中促进平等对话，推动参与者讨论规划问题，确定发展目标。系统理性规划希望通过数学模型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和预测，进而制定规划；而协作式规划相信，规划方案的利益相关各方对于当地情况和自身需求的理解，将有助于在共识基础上编制规划。因而，系统理性规划过程的基本步骤是收集资料、分析目标和限制条件、设计方案、评价可选方案和选择方案（Hopkins, 2001）。而协作式规划理论家则认为在规划实践中，系统理性规划列出的各个步骤是相互交织，非线性的，决策主体是局限的（Innes & Booher, 1999b）。相反，协作式规划过程是一个邀请广泛的相关利益方进入规划程序，共同体验、学习、变化和建立公共分享意义的过程（Forester , 2001; Healey , 1997）。规划成果是在通过交流，建立在共同认可的理性基础上的协议和共识。

受福柯的哲学思想影响，协作式规划模型重视语言的权力表征，关注潜藏在对话背后的各种关系。福柯认为在决定孰是孰非中，语言和权力强弱紧密相关。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交流有效性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因而在规划过程中，需要确保开放和平等的对话机会，每个人都拥有同等发表自己观点和提出疑问的权力。在个人和社区的知识和价值观差异增大的情况下，注重公平对话的协作式规划方法将有助于整合各种不同意见，在个人意见和集体决定之间找到平衡。人们将在相互理解、分享知识、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需要明确的是，协作式规划模型是一种规划范式，非实证地提出了规范性的原则和状态。在实际规划中，规划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参与者的政治角色将可能影响对话，使讨论出现偏向性；教育程度可能限制了参与者对于方案和地方发展的理解。因而，规划师需要提供充分信息，帮助参与者了解和理解，进而能够提出自己的规划构想。在美国协作式规划模型的实践探索并发展了相应的方法和工具，中，规划师关注调整角色和功能，促进模型在实践中的完善。

2 协作式规划评价框架

在美国规划项目中，尤其是在规划本身缺乏财力和行政执行力的区域规划层面，协作式规划模型有所实践及推广。规划过程通常会包括多个和多样的讨论会，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出辅助工具帮助参与者理解地图和土地使用。规划师会扮演讨论推进者（facilitator）的角色，在讨论会中以中立身份主持并促进参与者的讨论。各种意见都会受到尊重，规划师负责汇总并总结各种观点和要求。在这样的规划中，如何评价规划的过程和成果会与传统的规划评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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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王兰

印尼斯和布尔（Innes & Booher, 1999a）基于复杂科学和交流理性建立了对规划实践的评价体系。复杂科学将世界视为一个自组织的复杂适应系统，而不是机械的牛顿式的世界。而印尼斯理解的协作式规划模型是需要建立共识。利益相关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在一起面对面的长时间的对话，为参与者共同的关注点制订规划和政策。规划过程需要讨论推进者和各种方法保证所有人都能发出诉求。寻求共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单纯使用和依靠原则。因此对过程的评价指标将有助于规划师理解需要在过程中实现的关键点。印尼斯和布尔将过程中需要实现的效益进行了分解，指出协作式规划过程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效益。第一层面的效益包括社会资本（在过程中建立的信任和互动关系）、智力资本（包括相互的理解、共享的问题，基于数据达成共识）、政治能力（建立在体制中共同工作达成协议的能力）、高质量的协议和创新的战略。第二个层次的效益是新的合作关系、合作方案、协议的实施、实践中的改变和参与者认知感受的变化。第三层面效益包括新的协作、更多的共同进步、更少的破坏性的矛盾、城市区域和资源服务的现实变化结果、建立了新的机制、新的法规和启发以及新的对话。

基于以上的分层效益，印尼斯建立了两组评价指标，分别针对过程和成果。过程评价指标：

在过程中

• 是否和其他的规划方法相比具有更好的成本和效益；

• 是否产生了有创造性的建议；

• 是否存在相互学习，是否带来了团队内部和外部的变

化；

• 是否创造了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

• 是否创造了利益相关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信息；

• 是否形成了态度、行为、合作关系、到新的机制的梯

度变化；

• 机制和时间的结果是否有灵活性，允许社区能够更加

有创造性的应对挑战和矛盾。

这两套指标相辅相成地勾勒了协作式规划模型的理想状态，将交流理性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细化和具体化。过程指标侧重于自主、高参与度和相互学习；而成果指标共识建立创造性和长期的关系。指标关注的不仅是规划方案和过程本身，而且延伸到规划结束之后的相互关系和可能的机制更新。这种长期性将有利于规划本身的长远考虑，同时可能保证规划实施的持续性。创新性在成果和过程的评价中都有提到。协作式规划模型视规划过程本身为知识的创造过程，在互动学习和平等对话中，新的知识得以产生，并对参与者存在意义。总体而言，印尼斯提出的规划成果和过程的指标体系不仅提供了评价的基础，同时为规划师组织各方编制规划提供了导则。

3 芝加哥大都市区概念规划过程评述

笔者将通过介绍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主持编制的《2040区域框架规划》（2040 Regional Framework Plan）的规划过程和成果，展现协作式规划在美国规划实践中的尝试，并结合印尼斯的评价标准进行评述。

协作式规划模型在区域规划中推行，原因之一是区域规划机构一般缺少实施规划的直接财力和行政力。协作规划将涉及到的利益相关方在规划开始之时纳入到过程中，以此确保规划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例如在芝加哥大都市区，芝加哥市和周边的271个自治市不存在行政上的等级关系，虽然芝加哥的人口达290万，而周围城市中人口最少的仅仅2 000人，芝加哥的市长和其他自治市的市长在行政级别上是平等的，这些城市之间的行政地位也是基本平等的，因而在这个机构框架下缺少可以主导区域规划的政府机构。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负责编制伊利诺州城市化地区的发展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但规划委员会对区域内的土地都没有直接指导其使用的权限，没有法定的规划执行权力和财政投入。在2000年开始的区域框架规划中，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尝试采用协作式规划模型。

这个大都市区域共有800万人口，有涉及到土地使用规

• 是否包括了各个相关的重要的利益团体的代表；

• 是否有明确和现实的目标和任务，并且参与者都认可认

同；

• 是否是自主组织的，允许参与者决定基本的原则，自

发形成工作团队和组织讨论题目；

• 是否保持了参与者较高的参与度，让他们愿意参与讨

论，保持对讨论问题的兴趣；

• 参与者是否通过深入的讨论和期间非正式的互动学习

相互的经验和知识；

• 是否对现状进行反思，促进了创造性的思考；

• 是否整合了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信息，确保形成的共识

有意义；

• 在充分讨论各种关注点和利益点之后，是否寻求参与

者之间的共识，是否对各种不同的关注点和利益点都有考虑和回应。成果评价指标：

规划的成果

• 是否形成了高质量的共识；

36

国际城市规划2009 Vol.24, No.6协作式规划评价指标及芝加哥大都市区框架规划评析划各个方面的共1 200个政府机构。这个长达4年的规划强调纳入不同的组织和人群，并在他们之间建立互动联系，形成有效且基础宏大的协作规划过程。规划委员会将其称之为“共同基础的规划过程”（common ground planning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自治市的行政区域作为规划的基本单元，但这些单元一起工作，同时从地方和区域的角度来审视大都市区发展问题。规划过程举行了多种形式的讨论会，尝试运用了多种讨论工具实施协作式规划模型。

在规划过程的开始，规划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的领导者讨论会，在12个地点召开，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区域板块。主要的形式是早餐会，邀请和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有联系的领导者和社会活动家。委员会提供场所让来自不同职业范畴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区域发展的重大议题。会议中采用了“讨论推进者”主持和促进讨论，无记名投票工具并及时展示结果的软件技术。在“共同基础的规划过程”的这个阶段，讨论会总共确定了区域发展的57个主题和挑战。

在规划过程的第二步，2001年的10月召开了大型的区域论坛。领导者讨论会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分片召开，而这个大型的区域论坛将人们聚集在了一个地方。这个论坛有来自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各种年龄和族裔的850多人。论坛的参加者来自区域的各地，10人到15人一组，坐在同一个桌面上，讨论各自社区的发展，以及对整个区域的构想。借此论坛和进一步的宣传，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召集志愿者组成进一步的工作团队。区域内一共有275位志愿者加入，委员会将他们划分了二十个不同的团队。整个区域划分为北面、南面、西面和芝加哥市中心四个区，每个分区有5个团队，分别负责不同的规划发展主题。这些工作团队一起工作了8个月，每个月开会一次，并同时通过网络会议和讨论工具随时保持联系。每个团队都制定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对重要的课题进行研讨，例如进行了详细的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ies, Threat）分析。志愿者团队并在组和组之间交流这些研究成果。通过一起工作，团队成员对于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了深厚的共同理解。他们的工作跨越了过去由于种族、地域和文化教育背景造成的交流隔阂，共同分析区域现状面临的问题，为后面的规划提供了基础。在这个阶段的讨论会中，参与者发挥了一定的自主性，以团队为单位共同明确目标和界定任务，并充分参与和讨论，借助会议和网络相互学习。满足印尼斯在过程指标中提出的“自我组织”、“高参与度”、和“互动学习”。

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并未止于此，而是将协作规划的方式进一步深入。在2002年6月，这275位志愿者组成的20个工作团队被组成了5个系列的目标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基于他们在过去8个月内针对各自的题目讨论并起草规划发

展目标。每个组编制的目标通过网络平台和其他组的成员分享并且审阅，参与者在网络上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这个步骤之后，形成的目标将提交给更大范围的区域成员审阅。这些工作团队中的志愿者都来自不同的行业，在工作之余参加到区域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由他们书写的目标将比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的员工来编写更加能够反映区域社区的意愿和关心点，同时，这样协作的编制过程也增加了参与者对规划方案的拥有感。这个过程中的参与者对现状进行反思，整合了各种形式的信息，并在充分讨论各种关注点和利益点之后，形成了有意义的共识。

在规划的下一个步骤中，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期间，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目标审阅工作组会议，对已经形成的目标进行梳理和评阅。这个系列工作会议力求邀请纳入那些在规划过程中参与较少的人群的代表，包括非洲裔和拉美裔。在这些会议中，规划师、官员与市民一起讨论拟定的规划目标，包括住房、农业用地和货运等。会议中讨论出的新的修改和建议将纳入到区域发展目标中。这类工作组将同时帮助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持续扩展外联网络，将关注规划、并愿意相互合作来编制和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区域规划的人和组织机构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印尼斯提出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能力”。

在这个公开的审阅过程之后，规划委员会通过投票的形式，制定了52个区域目标，并在其基础上归纳为五大核心主题，包括全球竞争、适合居住的社区、健康的自然环境、多样化和协作管制。在制定了目标和主题之后，在2004年，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核心任务——编制区域土地使用规划。在这个步骤中，委员会设计了一个土地使用规划框架，希望能够在区域的六个县中推行，通过规划支持增长和引导未来的发展，尊重和支持地方规划和促进区域内的合作。在这个土地使用框架中，区域的规划框架的主要要素包括中心、走廊和绿色区域。中心分为全球中心、大都市区中心、社区中心、城镇中心和中心村。这些中心的等级不是由区域规划师决定，而是在和各个城镇的官员和居民一起讨论确定。发展走廊和绿色区域同样是在工作讨论会中划定。东北伊利诺规划委员会按照地理位置将自治市划分为13个集合区，按区召开了系列的工作组讨论，邀请了来自自治市的官员，各个行政层面的规划师，其他能够支持规划编制和执行的社会组织成员，和志愿参加的区域居民。在工作组讨论中，参与者通过明确划定自己希望集中发展的地区，交通走廊，和需要保护的自然和开放空间来表达他们的规划愿望。对重要的芝加哥市，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单独的工作会议，讨论重点发展地区和主要的发展走廊。在这种工作组讨论会中，参与者被分成五到十个人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位“讨论推进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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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技术支持者、投票键盘、参考图纸，以及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区域绘制”的软件。“区域绘制”是在地理信息软件基础上增加了土地使用模型，使居民能够直接在电脑上增加开发的土地，确定城镇中心或者走廊。经过区域规划师的整理，图1显示了土地使用框架讨论结果。

这个区域协作规划基本满足了印尼斯和布尔提出的过程和成果的评价指标。在过程中纳入了相关的利益团体代表参与到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的各个阶段的工作讨论会中。通过不同方式提高入会者的参与度，保持他们对讨论的兴趣。在过程中，志愿者组成的工作组深入研讨，通过会议和网络的方式相互学习，从而整合各种形式的信息，建立对发展目标和主题的共识。另一方面，作为规划成果的用地框架方案建立在过程中的互动和共识之上。和土地使用规划相关的人员在过程中理解信息和可能的方案选择，从而比较不同的可能性，组合和选取他们心目中的最优方案。规划成果同时包括规划委员会和区域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之间可能形成的长期合作。在采访规划委员会具体负责《2040区域框架规划》的摩根（Morgan）先生时，他指出，这个规划

过程经历了参与者对用地使用规划从态度到个体参与度的改变，从而在参与者之间、参与者和规划委员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区域居民、自治市的官员和社区组织领袖对规划方案的认知和承认度在规划过程中得到提高。这符合印尼斯和布尔提出的“态度、行为、合作关系的梯度变化”，但不足的是未能形成新的机制推动规划的实施。

4 对中国规划实践的启示

英美规划界对于协作式规划模型的讨论和实践尝试日益增加，希利（Healey, 1996）由此提出了“交流的转向”（communicative turn）。在中国目前规划理论和城市发展现实条件下，是否存在向协作和交流规划转向的必要和可能呢？

中国城市社会在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带来的不同的消费模式、按房价分隔的封闭社区（gated 、以及不同年龄层的文化差异都使得城市趋向于community）

复杂多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复杂性和反复性也让规划面对不确定性。同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带来了大量外籍工作者和旅游者。传统以建筑美学导向的规划和强调系统理念的理性规划在复杂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导着城市发展，可能难以理解和满足地方各种人群的需求。多元文化带来的差异使规划需要更多的考虑和探究。通行的行业规范和指标所规定的内容在快速发展下未能及时调整更

密歇根湖

新，新的规则制定需要包含更多的可能性，体现出新的需求和地方特点。而快速推进的城市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建设，也导致过当地部分居民的不支持，加大了规划实施的难度。面对这些困境，协作式规划模型的优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规划师。

然而，当前中国规划项目数量巨大和时间短变化快的情况，限制了协作式规划的实施。该模型中对规划过程中对话和达成共识的要求将延长规划编制的时间，降低决策者普遍注重的效率。同时，将受到影响的人群从规划开始就纳入到

2040特征

中心

全球中心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和郊区社区中心镇中心村庄和低密度区机场走廊

绿色区域

开放空间农业区

现状特征

绿化保护区和城市公园快速干道

主要干道（国家级和州级高速路）郊区铁路CTA铁路线溪流湖泊密歇根湖自治市县界

英里

过程中从而建立广泛决策基础的做法，意味着规划师的专业职能权威的削弱，以及对包括官员和开发商的决策者权力的限制（Hoch, 1994）。协作式规划的核心要素提供了规划师在价值离散和文化碎片化的社会中编制规划的途径，却因为一定程度消减了现存权力和权威的控制力而使“交流的转向”没有自上而下的动力。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性，因而首先开始采用协作式规划模型的是缺乏行政权力和财权的区域规划和社区规划。就中国当前的快速发展状态和规划体系而言，区域规划将可以是协作式规划最早的

0 1.5 3 6 9 12实验案例。但对于其他类型的规划，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协作模型都可能成为现有模型的有益的补充。

图1 2040区域框架图

38国际城市规划2009 Vol.24, No.6协作式规划评价指标及芝加哥大都市区框架规划评析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协作式规划和公众参与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强调受规划影响者从规划开始的介入和各利益方之间的平等对话，而后者关注公众对公共事务决策的各种形式的参与。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在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中多表现为规划编制初稿完成之后的群众审阅和意见提交，例如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规划师完成方案之后的“公示”。这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对规划方案通常较难形成大的影响。笔者相信协作式规划模型将在一定的规划项目中发挥作用，帮助规划师在不确定性高和多元化的情况下编制为利益各方所接受的规划。

本文希望通过增强规划成果和过程的评价来推进规划模型的转换。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成果的评估和反馈将有利于规划师了解方案的后续效果，从而调整自己的认识和方法；而对于过程的评价将有助于提高规划师对过程的重视，增强程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过程中增进受规划方案影响的人群对于规划方案的理解，从而提升规划成果的拥有感和可实施性。不仅如此，中国大规模大数量的规划项目需要评价方法和机制，以保证规划的质量。印尼斯提出的协作式规划模型评价标准，涵盖了对过程和成果的评估，将可能为中国规划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引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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