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纪行之九——宋徽宗的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

海南纪⾏之九——宋徽宗的神霄⽟清万寿宫诏碑

我在去海南之前读《宋史》和《⽔浒传》，对于宋徽宗赵佶有⼀些了解。这次在五公祠⼜看到了他的《神霄⽟清万寿宫诏碑》，前后联想，感慨万千。

神霄⽟清万寿宫诏碑保存在五公祠的拜亭⾥，有⼈说它是“镇祠之宝”。《神霄⽟清万寿宫诏碑》是1119年遵照宋徽宗诏书刻成的，它⽴在巨⼤的赑屃碑座之上，碑⽂共⼗六列三百六⼗六字，主要阐述了赵佶崇信道教建⽴此碑的缘由，落款为“宣和元年⼋⽉⼗⼆⽇奉圣旨⽴⽯”

了解宋徽宗赵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提法，我们不妨按他在历史上担任的⾓⾊和他的所作所为来⼀⼀列举： ⾸先，赵佶是⼤宋王朝的第⼋位皇帝，帝号叫做徽宗。

其次，赵佶还是⼀个道教的信仰者，他⾃号“⽟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

第三，赵佶⼜是个书画家，他的瘦⾦体书法和⼯笔花鸟⼀直为书画界所推崇。宋徽宗在位时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的推动和倡导作⽤。

第四，赵佶还是⼀个球迷，不然他不会和⾼俅成为朋友。《⽔浒传》第⼆回明确记载，是他⼀⼿将⾼俅从⼀个⼩混混提拔成殿前太尉。

第五，赵佶还是⼀个嫖客，是李师师妓院的常客。

第六，赵佶还是⼀个收藏家，⽽且爱好⼴泛——书画、奇花、异⽯、珍玩、⽟器、瓷器，诸般等等，⽆所不好。他下令烧制的⾬过天青汝窑瓷器别出⼼裁，⾄今为⼈们所喜爱。最著名的花⽯纲“德政”，举天下之⼈⼒、财⼒为他的个⼈爱好服务，演绎出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成为北宋王朝灭亡前的⼀出荒唐戏。

第七，赵佶还是⼩说《⽔浒传》中的主要⼈物，《⽔浒传》所描写的宋江、林冲等⼈的故事，就发⽣在赵佶当政的期间，从《⽔浒传》开头“⾼俅陷害王教头”，到《⽔浒传》结尾“宋江屈死蓼⼉洼”，⼀直都是赵佶当政。看《⽔浒传》，会对赵佶的“政绩”有更深刻的了解。

第⼋，赵佶在历史上最后的⾓⾊是战俘，亡国之君。公元1127年，赵佶与他的⼉⼦钦宗赵桓被⾦兵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后来赵佶被押往北⽅囚禁，被⾦帝辱封为昏德公，⼋年后（1135年）死于五国城(今⿊龙江依兰县)。

想当年，神霄⽟清万寿宫诏碑的碑⽂由赵佶亲⾃书写，令匠⼈凿刻，⾃京城开始，全国各地照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碑，应该是海南地⽅在宣和元年遵旨雕刻的。估计其他地⽅也应该有类似的神霄⽟清万寿宫诏碑。

由皇帝亲⾃下令推⾏道教，并且勒⽯以记，在当时⼀定是轰轰烈烈，但是现在看来，却未免荒唐。我试着把这碑⽂抄录、断句，看⼀看赵佶在碑⽂中都说了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赵佶对道教如此推崇。

“道者体之，可以即⾄神⽤之，可以契天地推之，以治天下国家。可以使⼀世之民举得其恬淡寂（）之真，⽽跻于仁寿之城。”这是说道教可以治理天下国家，利国利民。

“青华⼤帝君，体道之妙，⽴乎万物之上，统帅神宵，监临万国，⽆疆之体，虽眇躬是荷。⽽下民之命，实神明所司。乃诏天下建神宵⽟清万寿宫，以严奉祀。⾃京师始，以致崇极，以⽰驯化，累年于兹，诚忱感格，⾼厚博临。”看来宋徽宗不但有这次刻碑之举，此前还曾经要求“天下建神宵⽟清万寿宫”，推崇道教，可谓不遗余⼒。

这样做果然有了效果，于是“震电交举，神光烛天，群仙翼翼浮空⽽来者，或掷宝剑，或洒⽟篇，骇听夺⽬，追参化元。元卿⼠⼤夫侍卫之⾂，悉见悉闻，叹未有之，咸有记述，著之简编。呜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这⼀段说得形象逼真，不知是赵佶的幻觉还是确有其事。然⽽赵佶⾔之凿凿，⼜有群⾂“悉见悉闻”，令⼈不能不信。所以赵佶要通过皇帝的权⼒来“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知之，垂祥符故事，摹勒⽴⽯，以垂⽆穷。”

“祥符”是古代开封的代称，“祥符故事”⼤约是指宋真宗（宋朝第三位皇帝）当朝时，天降黄帛，书⽈：“赵受命，兴于宋，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由此引起赵恒泰⼭封禅、曲⾩祭孔等活动。赵佶⾃然是要效仿他的祖宗了。

赵佶⼲这件事是在宣和元年（1119年），⼋年后他被俘亡国。这件事⾄今已经893年，当年的碑还在，果然有点“以垂⽆穷”的意思。然⽽当时的信誓旦旦与⾔之凿凿已经成为笑柄，这块碑也成了赵佶昏庸、耻辱的标志。

现在，把宋徽宗的这块碑放在五公祠，还有⼈说是“镇祠之宝”，我不知道其“宝”在何处。五公祠的核⼼精神是颂扬五位忠⾂“只知有国，不知有⾝”的英烈之⽓，宋徽宗的这块碑与此何⼲？

赵佶是宋朝的皇帝，五公祠供奉的五公之中倒有四位是宋朝的⼤⾂，这四位都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的“抗战派”，在年龄上，与赵佶相差不多（李刚⽐赵佶⼤⼀岁，赵⿍⽐赵佶⼩三岁，李光、胡铨稍晚），基本上是同代⼈。赵佶的荒唐、嬉戏与五公的英烈之⽓相⽐，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这块碑原来在府城北三清观中，⽂⾰后移到五公祠。不知道当年把这块碑移到五公祠的⼈是怎么想的，假如这些古⼈有知，他们到⼀起还不得吵架么？现在，赵佶的这块碑放在五公祠，让⼈看了未免觉得不伦不类。

我以为，赵佶的这块碑可以作为道教的遗存放在宗教场所，也可以作为书法的样板，放在艺术场所，唯独放在五公祠不妥。不知五公祠的有关领导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