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络造谣及传谣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精品

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前造谣、传谣行为更加普遍。 严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社会安定。

虽然我国对网络造谣等行为已经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但无孔不入的社会腐败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仍旧不断上涨。

有必要深入研究网络造谣、传谣的刑法规制，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一、概述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网络造谣与传统造谣之间存在区别，但二者之间的渊源又决定着其概念离不开普通造谣、传谣的概念。 因此，在论述网络造谣前，应了解造谣行为的基本含义。

传统意义的造谣行为泛指损害他人的事实或语言，为达到某种目的肆意伪造事实，妖言惑众，若情节较为严重，将构成刑事犯罪，我国《刑法》中对造谣行为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但网络造谣并未形成一个具体的罪名，更不具备规范的法学概念。 该专有名词是法律界学者在传统造谣概念基础上进行归纳而得来的。 可以说，网络造谣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产物，一种新型具有危害性质的网络行为。

其无传播事实，凭空捏造，包含个人邮箱、公众区域、社交软件等等网络空间。

主要内容为突发事件主要人员的恶意攻击，无事实伪造，颠覆传统等。 网络造谣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其行为主体较为复杂。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任何职业、年龄、身份均能够通过网络开展造谣行为。

甚至包括个人、敌对势力。

在个人角度而言，造谣行为主要表现为发泄情绪，例如展示自我的故意杜撰，或对社会发泄不满情绪。

例如2012年艾滋病针管造谣事件，便是发泄情绪的造谣行为。

一些企业为取得某种利益，利用造谣、传谣手段恶意中伤竞争对手，诋毁同行。

例如抢盐风波造谣事件，便是不法企业利用网络推手，恶意传播伪造事实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扰乱社会和谐。

第二，网络造谣具有不可控的特点。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当前步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正以、的储量不断上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当网络中出现某引起大众眼球的信息，将在网络上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第三，后果较为广泛。

由于当前各种社交软件的普及，尤其微信的使用者大量增加后，网络造谣、传谣行为便与日俱增，造成一种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表现为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危害的广泛性。

例如肉松是棉花的谣言，使得众多买家减少对肉松的购买，甚至对蛋糕店产生疑惑，后澄清为企业间的恶意竞争。

再比如某高中教学秩序，学生殴打教师或教师殴打学生等视频，对教师、学生、校园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够消除的。

二、关于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的现状分析一规制现状。

当前谣言的传播跨越了国家、语言、种族的大规模现象，甚至可以一夜之间传播至全球网络用户中。

显然较比传统造谣、传谣行为而言，其危害更加严重。 在某种意义来讲，网络造谣可谓是谣言发展的新阶段。

在已有造谣行为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秦火火的造谣行为做出了一审判决，以诽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

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最终决定执行3年。 其是自司法解释出台以来，第一个以网络造谣罪判处的造谣者。

可见，自秦火火事件后，我国将有较长一段时间对互联网健康提出新规制，新要求。

现有刑法中对一般的造谣行为规制较为清晰，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为针对特定个人、商业、商品的谣言规制，罪名为诽谤罪、侮辱罪，以及损害商业名誉、商品声誉的行为。

刑法规制中主要针对特定的公司与企业，以及企业的特定商品声誉。 第二种为非特定个人、企业、产品等的谣言规制。

主要以编造、故意传播伪造信息的罪名，旨在严惩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

针对该罪名体系加以分析，可见其存在一个漏洞，即针对非特定个人、企业的谣言，无论该后果有多严重，只要存在属实消息，便无法施行刑法中的规制。 例如广元橘子事件。

当前，我国针对该类行为的主要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标注的。 这一条款的出现，也恰恰意味着我国对于网络造谣、传谣事件的法律空缺。 二对于该行为所制定的刑法规定价值取向。 我国《宪法》明确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然而言论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宪法角度看，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权利是有边界的，刑法在对网络造谣行为规制过程中，应站在《宪法》角度来看，保持一致。

在刑法学角度而言，当前刑法在对网络造谣行为进行规制时，将侵害客体分成了两个类型，即公民人格尊严与名誉，以及我国的国家性质。 当然，网络造谣行为的日渐频繁，其后果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当前国家刑法并不能降低该行为的危害后果。

有必要将客体纳入考虑范围内，针对必要权利予以保护，超出界定行为处于刑事处罚。 三规制欠缺。

2013年我国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诽谤……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网络造谣进行了明确的表述。

法律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网络造谣事件的执行尺度存在较大差异。

《解释》的出台为网络空间解决了一定的刑法认定问题，同样统一了执行尺度，以及法律操作。

但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仍旧使得法律存在一定滞后性，规制问题较为突出。

1立法主体。

《解释》的效力仅为国家最好司法机关就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一定描述，但其效力无法与刑法规制相比拟。

甚至有观点指出，《解释》存在违法行为，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 童之伟认为，《解释》存在越权行为，内容无效。

我国对法律条文进行规定的执行者，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 而《解释》只能适用法律有关的问题，不能涉及实体性问题。

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一定问题，但正是这种争议，才凸显出当前对网络造谣行为的立法主体的缺乏之问题。 2立法内容。

我国刑法对网络造谣行为进行规制时，既要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限，又要严惩危害社会稳定的造谣行为。 因此，才出现内容缺失现象。

维护公民自由言论的权利，现有刑法对入罪标准存在模糊状态，无法明确界定何种言论为犯罪行为。

在《解释》中第二条规定，若同一诽谤信息实际点击率与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500次以上，便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但对该数字的解释仍有待探讨。

虽然该规定仍旧存在缺陷，却为言论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指标。 另一方面，刑法中对网络造谣的客体限定过于简单。 当前信息威慑力十分强大，谣言对社会的危害堪比原子弹。 原有刑法中所指明的课题范围无法与当前社会相适应。 网络空间虽是虚拟的，但所造成的后果是现实的。

就该事实而言，网络造谣行为的客体范围仍旧需要深入研究。

三、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的完善一网络造谣行为规制的经验分析。 虽然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二个空间，但众多西方国家对网络造谣行为的规制具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对我国关于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诞生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网络信息的鼻祖，当然其网络犯罪也位居世界首位。

但其对网络犯罪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所出台的有关法律共一百多部，旨在为每一位公民提供安全的网络空间。

美国政府对网络犯罪的制裁十分严格。

随着等社交软件的盛行，美国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猛然翻倍。

2006年，美国一女子不堪网友辱骂，对其提起诉讼，并获赔1130万美元。 2011年，美国某女子发帖称某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该公司对其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最终法院判处其承担250万美元的赔偿。 可见，美国在制裁网络造谣行为的严格程度。

除此以外，日本、英国、法国等对网络造谣行为的规制也存在可取之处。 例如日本核岛大爆炸事件，日本总务省下达通知，要求各通信单位在保证正常报道的同时，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消除谣言，让大众获取事实真相。 然而我国却因该事件导致人心惶惶，受到谣言的影响，发生抢盐风波。 在法国，众多网民与记者自发建立有关软件，将其所知道的事实，经过验证后上传至网络，为民众提供真实的消息。

在谣言治理的法律规制过程中，应借鉴外国优秀经验，缩短我国立法、制定规制的时间。

笔者认为，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来看，应有严格的惩罚体系。 鼓励上传、举报行为，并对举报者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其次，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成立专门的机构应对网络谣言。

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其中，为创建和谐的、安全的网络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二网络造谣犯罪的定罪体系。

网络造谣行为多种多样，无法以一项罪名进行概述。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虽涉及众多罪名，却均存在一定不合理之处。 有必要对相关罪名进行分析，为网络造谣行为构建完整的定罪体系。 因此，笔者在参考众多文献、做出众多调查后，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类1诽谤罪。

该罪名是网络谣言行为可能触犯的法律界限之一，主要包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行为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与传统造谣行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途径中，只要理性看待，一般均能够准确认定。

在《网络诽谤解释》中，具体说明了关于该行为的认定标准，表示在已经知道该事实为捏造的，但仍旧做出散布的行为。

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单纯的散布不属于捏造行为，无法认定该罪名。 但该种解释过于形式主义，应结合有关保护法的法益来解释，才能符合事实真相。

诽谤罪行的根本在于传播，捏造行为仅是犯罪的准备条件。

假若自己捏造了事实，或无诽谤意图的情况下，该信息自然泄露，或他人故意传播，根据有无通谋，定为共犯或单独定义诽谤罪。 2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对网络造谣行为新增一基本罪名，即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刑法中将虚假信息分为爆炸、生化、放射威胁，以及险情、疫情、灾情等。 这样，重大灾情、疫情等危险信息将不再适用司法解释范围内，相应行为便不能被认定为编造，而只能成立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除此以外，对于虚假信息的解释还应包括误导性，即难以辨别真假。 编造的恐怖信息应具有一定恐怖性，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引发恐慌。 例如某明星发布想炸了建委，人们不会因为一条微博而相信其会做出该行为，因此便不能成立虚假信息罪。 3．寻衅滋事罪。

该罪名很难与网络谣言相贴合，但出于处罚的需要，便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学术界对该罪名的定义存在较大争议，均表示出不符合常理的观点。 笔者认为，该罪名应直接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合并，无单独成立之必要。 四、结论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了网络造谣、传谣的基本概念，并对我国当前关于该方面的刑法规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可知，关于该行为刑法规制仍旧存在一些漏洞，与网络信息的发展存在矛盾。 有必要加以整改，继续完善。 作者冯建新单位山东正鉴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