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方言音韵结构特征与地理、政区和移民关系

胶东方言音韵结构特征

与地理、政区和移民关系

关键词：胶东方言；音韵；地理；政区；移民

摘要：胶东方言的音韵结构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半岛地域几近封闭，很少受第二方言的接触感染和冲击，其方言内部结构特征一致性强。方言间的主要差异与古代政区的划界相吻合，而来自不同方言区的驻军世代定居隶籍胶东，对胶东方言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62-05 自然地理环境是制约语言或方言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方言差异的形成还与人文历史等因素有关。桥本万太郎指出：“语言历史上的演变，大部分都不是由该语言内在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周围语言的互相影响，和作为其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发展。”桥本的说法虽然未免失之偏颇，但他对地理、历史等因素的注重，却有着重大的方意义。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重农轻商、安土重迁的观念植根于国人心中已久，自秦始建帝制，二千余年以来，中国的地方行政一直有着严密的区域划分和严格的政治管理制度，这一切不可能不对方言的发展演变产生影响。周振鹤等指出：“这种行政区划制度对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一府(或与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内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向一体化。特别是唐宋的州和元代的路、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因此州(府)属各县与州(府)治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间的密切接触，也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这自然会使同一地域的各方言内部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胶东半岛位于胶辽官话区的核心地带，包括今烟台、威海、青岛三个地级政区，共27个县市。从来源看，胶东方言的音韵结构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其共同特点主要表现为：

(1)古知、庄、章组开口字(止摄除外)方言今音与《中原音韵》音类之分合关系基本一致，大致按“知二、庄组：知三、章组”分为两类。

(2)日母字(止摄和少数例外字除外)今音为零声母(i-、y-开头的音节)。

(3)中古韵部在方言今音里的分合关系接近《中原音韵》，如，果摄一等字开口与合日合并，以读合口呼或圆唇音为常；蟹开二见系字与麻开三、成人山人开口三四等韵母保持对立；曾入开一、梗入开二今音韵母合并为一类，如，北=百，刻＝客。

(4)大多数清入声字今音归上声，与《中原音韵》的表现大致相同。

(5)少数特征与《中原音韵》不合，例如，成人山入开口一等见系字今音韵母a，如，割磕喝。

胶东方言之间音韵结构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的。胶东半岛在古代虽然分属莱州府、登州府和宁海州管辖，但从地理位置看，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只有西面地接中原，其河流多为南北走向，特别是胶莱河平原地势低洼，河水容易泛滥，对东西交通极为不利，所以形成了胶东半岛地区内部大致统一而同外部仅保持有限联系的格局。加之胶莱河以东地带多丘陵山地，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苦，所以从上古开始，胶东居民就开始向外地迁徙。“从考古材料来看，……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从史前便已经开始”，根据刘君惠等对扬雄《方言》的研究，“到了汉代，这种影响仍然不断。”近代以来，胶东居民外迁的移民活动一直绵延不绝，至清末民初，情况更为突出。周振鹤等指出：“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登陆……‘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而明以前移入胶东半岛的居民却为数寥寥，明以后移入的规模虽大，但却多为强制征派的军户，主要屯田驻守在沿海地区，对丘陵内陆的方言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必然导致胶东半岛地区的方言与其他地区的方言少有接触，孤立于其他方言之外，而在方言区内部，显示出非常强的一致性。

胶东方言内部的音韵结构也存在很多差异，这也与其地理位置和古代政区分布关系密切。胶东半岛只有西面地接中原，内陆丘陵纵横，交通闭塞，且其古代行政区划自西向东梯次分布，因而中原之音的影响只能是自西向东逐步浸染，点滴渗透。从大势上来看，方言内部的很多音韵结构差异表现为自西向东呈阶梯状分布。

二

胶东方言内部的一致性，是就音韵结构的总体特征(特别是音类来源)而言的，涉及具体的读音，则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过表1，可以看出同源音类今读不同读音的分布区域：

(1)声母方面，有ts-组声母。精组不分洪细，今一律读ts-组的情况，主要分布在半岛沿海和胶莱河东岸平原与山区交界以西地区。

(2)韵母方面，止、蟹、山、臻摄合口一、三等韵逢端、泥、精组有无-u-介音，前鼻音韵母鼻化与否，曾、梗、通摄舒声字韵母的分混，大致以胶莱河东岸平原与山区交界处为分界线。

(3)声调方面，阴平、上声不同调型的划界大致也与韵母的分界一致。

胶莱河东岸平原与山区交界处，恰好是有明以来古莱州府和登州府的划界之处。梅耶指出：“语言区域的分界常与古代的行政区域相符。……由于这些区域的划分实际上与自然的要求相符，因此，语言间的相似无疑也可以用这些关系来加以说明。”

胶东居民向来喜欢自称为“东莱人氏”。以莱阳为例，莱阳人总是批评“西边人”和“海岸人”说话“西莱子腔”，称他们为“西部莱子”。当问及如何辨别“西莱子腔”时，发音人宫恒爽(86岁)老先生笑道：“说话弯舌头，登天是冬天。”显然，当地居民区分东莱、西莱，根据的是方言今音ts-组声母之有无和曾、梗、通摄舒声字韵母之分混的音感差异。以此为标准，则平度、即墨与莱阳、莱西接壤的地带可以看作是东莱、西莱的分界线。

东莱、西莱之分跟胶东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有关。东莱之地，“秦属齐郡，汉高帝(刘邦)始分置东莱郡，隶于青州(《寰宇记》以莱在齐之东陲，故名东莱，治在今掖县境内，东汉时曾徙治黄县，后复迁回)”，魏晋因之。表列出了有宋以来胶东半岛的建制沿革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胶东半岛的政区划界变化不大，最大的变化是从明朝起，原莱州府所隶之县莱阳、招远等(府治掖县除外)全部划归登州府。根据当地居民所认可的方言不同特征，东莱显然是指明季以来的莱州府以东，即登州府和宁海州，“西莱”则是指明季以后的莱州府以西。表中韵母和声调方面所显示的方言东西区划界正好与明以后登州、莱州二府的划界相吻合。看来，古代政区划分对方言发展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不同政区之间的接触地带，其方言有着不同的语音表现。这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更为我们分析不同语音特征的历史层次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位于两府交界处的莱阳、海阳(清以前隶于莱阳)、平度、青岛等地更多地表现出了方言过渡地带的语言特色，显示出方言之间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语言的空间差异代表了语言发展的不同时间阶段，表中的语言现象代表了胶东方言发展演化的不同历史层次。例如前鼻韵尾的鼻化，牟平方言似乎代表了具备前鼻韵尾的第一层次；而莱阳方言处于第二层次，显示了前鼻韵尾鼻化初始阶段所经历的过程，音变的条件是一前低元音的韵尾先弱化；青岛和潍坊则是方言演变的第三阶段。即(V指主要元音)：

牟平V+-n>莱阳(前低)V鼻化：(央中)V+-n>青岛V鼻化。

止、蟹、山、臻摄合口字-u-介音的丢失看来似乎有些不同，过渡地带的青岛方言部分字今音有开、合两读。在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体系中，相同条件下的同音字有不同的演变结果是不可思议的，但词汇扩散理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作出合理解释的理论基础，这种现象正是词汇扩散过程中语音演变最常用的方式。

与荣成、威海、烟台、莱阳等方言比较，从“佳皆开二见系韵母有对立”和“见系声母有精组白读的字数较多”这两个条件来看，牟平方言似乎表现出过渡地带的特征。其实，如果参照历史上政区的划分(牟平、文登、荣成、威海古属宁海州辖地，而宁海州或独为一

州，或辖于登州府，政区相对)，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宁海州的州治，牟平才是宋、金、元、明、清时期半岛东部的中心城市，而以这两个条件划分出来的方言区域恰好是古宁海州的辖区。州或府是县的有机组合体，州、府治一般是该州、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使各县的方言自觉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荣成、文登、威海等地与牟平所表现出来的方言共性特征，事实上可能是受到了牟平方言的影响，是牟平方言早期音韵特征留下的扩散波，而牟平方言表现出来的类似过渡地带的特征，是中原之音自西向东阶梯式入侵覆盖的结果。

三

与烟台、牟平相比，东部的荣成、威海等沿海地区在声母方面有很大的差异：(1)荣成等地的知二、庄组字今音读奄一组声母。(2)荣成等地的精组字不分洪细今音一律读乜一组。这与西部青岛、平度等地表现一致，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沿海方言区域。也就是说，胶莱河东岸平原与山区交界处以东的半岛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显然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方言发展方向。如此一来，以“方言今音ts-组声母的有无”和“精组是否不分洪细今音一律读ts-组”为条件，胶东半岛就分成了半岛内陆和沿海地区两个方言片，而沿海地区很多县市则一分为二，成为一种独特的方言现象。

这种现象似乎与政区无关，而与明代的抗倭驻军(一种强制性移民)有关。元末明初，山东沿海倭寇活动猖獗，致使沿海地区十室九空，所以明非常重视沿海抗倭斗争，先后在山东设登州、文登、即墨三大营，计11卫、14所、20巡检司、243墩、129堡，拥有卫、所兵员8万余人，加上巡检司维持地方治安的，满员兵力当在9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海防总兵力(约36万人)的四分之一。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立军卫法，明制驻军及其眷属“皆隶籍，职位世袭，长子嗣职，庶子从军”，所以当时山东沿海的居民主要是由9万驻军及其眷属构成，其总人数当在三四十万左右，这几乎相当于莱州府一个府的当地居民总人口数(光绪刻本《山东通志·田赋志》载：明嘉靖年间，莱州府编户56735户，人口总计447143人)，因此我们无法忽视驻军对方言形成的影响(以上数据均录自《山东通史》)。徐明轩等指出，“(明代威海卫)驻守官军8000人左右”，军户世代繁衍，“与迁徙民户杂居，军户与移民多来自安徽、江苏、河北、山东，以后虽因海运开禁、商埠盛衰、战争等原因，

人口有所增减，但明初军户的基础没有受到大的影响”。驻军人数庞大，来源庞杂，相互之间方言隔阂，不便于交际，自然要使用官话进行交流。由于当时的官话没有统一规范，人们用来交际的语言很可能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当然也免不了有驻军学习当地方言、当地居民模仿当地驻军口音的情况。这种经过调整的语言植入胶东半岛，在沿海地带形成一种独特的方言现象，也就是当地人所谓的“军话”。不同卫、所之间形成的方言的一致性，似乎与的协同作战有关──胶东半岛丘陵棋布，不利于驰骤，而沿海海路畅通，利于各卫、所之间驰援。

胶东沿海又是明清两代的海运必经之路。除清初至康熙年间有过几段时间的海禁，海运一直处于繁荣局面。商船往来，加上漕运改海运，大大繁荣了沿海的经济，同时也密切了沿海居民之间的联系。这种种因素必然会增强官话的覆盖作用，推动官话与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亲密接触，加速方言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沿海方言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较强的一致性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