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学者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资料准备和探索，像苏秉奇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李学勤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等专著，这些专著显示了我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理论高度。在实践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还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其中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对文明起源要素的分析，可以发现，陶寺文化正处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开端。
1文明起源要素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摩尔根在所著的《古代社会》中第一次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比较系统地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并从考古学上追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还指明了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和大致的地域范围。夏鼐依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关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问题，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来看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与“诸多要素”。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宏观地来看，从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
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而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中他提出了50个要素，其中摩尔根着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是文明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基期，这个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是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这个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可以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文明要素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的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2陶寺文化的出现
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陶寺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主要有三处：襄汾陶寺、丁村曲舌头和临汾下靳遗址A类遗存。本文以襄汾陶寺为分析对象。
2.1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陶寺遗址的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3种。室内地面经过焙烧或涂白灰面。中央有灶坑，墙面上一般会有壁龛。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
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在遗址东南隅有一块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约当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房址基础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3类，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规模最大的墓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文化的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实物，并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 1000 多年。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还发现一个用毛笔朱书的字，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类同。
2.2陶寺遗址发掘带来的价值
在考古学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认为今年来各地龙山时代城址屡有发现，但是像陶寺这样既有大型墓地、居住址和城址，并出土铜铃、朱书文字陶器的遗址，却是迄今仅有的。另一方面，陶寺遗址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在文明起源层面的研究价值了。考古专家刘庆柱先生认为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地区，史传为尧都平阳故地，晋西南又素有“夏墟”之称。经发掘研究，陶寺文化时代约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可见从时空两个方面说，陶寺遗址是探究华夏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对象。鉴于其考古发现的古代文明重要标志已有：金属器、文字和城址，则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之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意思，不言自明。寺遗址的发掘结果证明，陶寺不仅有城，而且有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3对陶寺文化的解读
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文化，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为丰富多彩，而且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考古工作者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陶寺文化，但这一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1300余座不同规格墓葬尤其是对早期大墓的发掘基础上的，而陶寺城址及中期大墓的发现则更进一步补充了陶寺文化。陶寺文化的宫殿区、祭祀区、仓储区及墓葬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显示了这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形成。
陶寺还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可以说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与史书记载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的巨大贡献是相吻合的。天文历法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实了“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史书上记载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3中国文明起源的开端——陶寺文化
唐尧时代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这个时期多数酋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其中，尧的酋邦应该是当时最为强大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甚至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要素表明了这个聚落应该是“王”级别的都城。我国面积广大，文化类型极其复杂，所以文明的起源方式肯定不相同。考古学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国家雏型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苏秉琦先生则认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
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这些论述表明，陶寺文化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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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2010-08-11/201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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